宋朝的时候曾经有个著名的诗人欧阳修，他写过这样一篇议论文，名字叫朋党论，关于朋党他是这么理解的：
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波莫娜很难用语言来形容那个不善言谈的西弗勒斯和人相谈甚欢是个什么情景，这不同于奇洛拍马屁，奉承话不断地说，而是大家有模有样地讨论世界局势，一副所有人都是有识之士的模样。
伦敦不仅是金融城，还是政治中心，一千年前的长安，一千年后的北京，两百年前进华盛顿，两百年后的纽约，男人就是这样，喜欢讨论“天下大事”，好像不聊这个话题就显得自己阅历浅薄。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朋友”，“朋党”之间消息最为灵通，有很多“内幕消息”已经开始在上层传了，每次大选之后，房地产均价上涨是一个规律，因为民众会对自己选出来的政党有信心，对经济前景也会很乐观。
“新官上任三把火”，各种措施和改革也会实行，但是这种情况能坚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相对于美国的投机市场，英国房地产浮动很小，一直走的是稳健路线，升降幅度也就几个百分点，美国几次危机就常常搞断崖式下跌，但是英国的粮食价格浮动很大，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没有和美国一样使用“常平仓”制度，还因为“资本是英国的最高权力”。
三权分立就像是日神一样灿烂夺目，英国是内阁制的，议会有“倒阁权”，内阁也有“国会解散权”，内阁受议会监督，议会对内阁不信任时可以倒阁，1815年至1846年强制实施谷物法，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在议会改革之前是土地贵族托利党操纵着议会议员的选举。即便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资产阶级辉格党组建内阁，谷物法依旧没有废除，资本家只是以和平的方式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在那个时代，“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根源”，这一点和后来资本是最高权力不一致的。
中国人以为是闭关锁国造成了鸦片战争失败，其实闭关锁国从某个角度是利于贸易保护，同时也让英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
根据英国相关法律，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都会记录在羊皮纸卷轴上，交国会档案馆永久保存。
“1840年4月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的提议。”这是中国关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主流看法，是英国议会决定了战争的爆发。然而，英国议会原始档案否定了这种说法。
1840年4月9日英国议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的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议案了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以271票反对262票支持而被否决的对英国政府的不信任案。
根据会议记录，1840年4月7日，议会反对派托利党以辉格党人、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的多处外交失误，对英国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托利党指责巴麦尊在对华政策上缺乏远见、思考不周全，没有给予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适当的指令或可用的权力，没有控制住非法的鸦片贸易。托利党议员、不信任案发起者威廉·格拉斯顿在辩论中指出，英国和印度的财政收入六分之一取决于与中国的贸易，因此中国很重要。他提出，英国对中国了解太少，只是基于对一个港口的认识，“和这样一个民族贸易不是比与他们争执更明智吗？”
整个辩论持续了三天，但在这次议会辩论前，内阁就已经命令印度舰队增援中国，组织东方远征军了。议会辩论时，懿律舰队已经在开往中国的途中。英国议会直到战争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才通过了中国远征军的军费拨款。在议会同意拨款前，支付远征军军费的是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会员有一百零九家和印度与中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界巨头。协会主席是下院辉格党议员拉本德，这个协会经常与有关各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提供情报，煽动战争。当林则徐命令外商缴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资产阶级”掀起一片战争叫嚣，托利党为首的地主是不支持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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