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爱好和平，而是想把辉格党给扯下来，威廉·兰姆在1841年8月就卸任了，取而代之的是罗伯特·皮尔，他在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改革英国的刑法，组建了伦敦第一支训练有素的警察队，这些警察因而被人昵称为“巴比”。
1832年改革法律通过后在此后的普选中保守派大受打击。尽管皮尔本人获胜，但是他的保守党仅有100多名议员了。
年轻的辉格党的灵活、极端，充满了冒险主义，这几年英国非常动荡不安，可能的确是太多改革在太短的时期里进行了，几乎一年换一个，甚至两个首相，总之威廉四世决定减缓改革的速度，皮尔征收所得税，改组英格兰银行，在爱尔兰发动改革，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当爱尔兰饥荒爆发，他支持降低进口关税，废除谷物法导致了其内阁倒台。
按照博弈论处于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党派获得选举胜利的机会很高，可是当“极端情况”出现时，中间派的胜算就没那么高了。
比如一个直男，他喜欢军装，接受不了中性风的穿着，也排斥同性恋。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没关系，当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就会嘲笑那些过于温和的男孩子，赫夫帕夫的男孩就常被斯莱特林的坏小子欺负，为了不被欺负他们也会显得很“男人”，一起排斥同性恋了。
1845年在爱尔兰爆发的晚疫病使得皮尔为缓和爱尔兰问题作的努力落空。爱尔兰的马铃薯收获落空，使得居民缺乏主食。约300万本来依靠马铃薯为生的穷人需要便宜的粮食进口。皮尔以粮食进口税无益地提高粮食进口为由要求废除这个税，来解决爱尔兰的危机，理查德·科布登也要求废除粮食进口税
1846年皮尔向议会提交了三个法案。第一个法案计划在三年后完全废除粮食进口税。第二个法案是降低所有关税。第三个法案是保护爱尔兰的财产和生命的强迫性措施。前两个法案被通过，第三个法案被一个保护税用户者、极端主义者、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联盟反对。
在皮尔看来，政治本质上是行使道义，这一事实使他变得不同于威灵顿、梅尔本和帕麦斯顿。
极端个人主义是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的思想和行为。
人是自私的，但是极端个人主义是绝对百害无一利。
爱尔兰饥荒之后，出现了财政恐慌，从俄国和美国购买的谷物使得黄金大量外流。结果，在1847年出现了向银行挤提存款的浪潮。
接任皮尔的首相约翰勋爵对财政一窍不通，他和阿尔伯特亲王找来皮尔，皮尔向他们两人解释了银行法的作用，这时宪章运动掀起了高潮，在伦敦肯辛顿康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在这关键时刻，内政大臣乔治·格雷爵士很沉着。威灵顿许诺许诺要给宪章派充分的潜逃机会。当局征召了17万警察，军队任然忠于政府。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国的局势已经很糟了，对外发动战争能转移内部矛盾，两次战争相差时间二十年。当时的满清迟缓而鲁钝，如同一个大梦初醒的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英国政府的反应也很迟缓，如果要修一个医院可能光决策就要审批7年，但是年轻的资产阶级不仅灵活并且还了解满清的情况，一如现在的华侨和黑帮，他们已经渗透进了英美的各个阶层里，不论是黑道还是白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会做生意并且非常有钱，在这个资本是最高权力的国家谁会忽视华人的意见？
内斗每个国家都有，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崩盘就和大藏省与日本中央银行的内斗有关，现在和波莫娜吃饭的男人们聊的就是这个。
三重野康想要对国内的经济进行改革，但是却有保守派的阻挠。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明治维新时期的“先进思想”在20世纪已经非常落伍了，大藏省的官员还以为掌握利率就能掌握经济。
日本中央银行的“日元王子”们想自立门户，不再继续受大藏省管辖，然而那不是那么轻易能做到的。
广场协议不论是日本主动同意增加汇率还是美国人逼的，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损害的是国内有出口贸易的企业，昔日喊着“尊王攘夷”，敢在京都进行暗杀的维新志士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群屈服顺从的官僚而已。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藏省曾经打算通过调整汇率来挽救国内经济，也就是让日元贬值，可是那个时候日元已经国际化了，英美不会坐视日本再次经济崛起，中国也趁着这个时候报一箭之仇，日本抛售多少日元出来，市场很快就消化了，大藏省不但没有让日元贬值，甚至还让日元升值，这样更加不利于国内经济了，那场“狙击战”就有伦敦华商的“通力协助”。
要挑动外汇市场几十亿美金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积少成多后，就算是一滴水也会成为汪洋大海。
日本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的角逐以中央银行胜出结束，大藏省最后解散了，中央银行获得独立，然而经历了大起大落后，普通的日本人已经没法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不再轻易消费和贷款投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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