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
他出生于读书世家，年幼就聪明过人，5岁能属对联句，10岁学古文词，14岁补为诸生，在县学中脱颖而出，21岁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了举人，此后更是印行了三部诗集。但是在接下来的全国性进士科考中却连连失败。之所以如此，与他个人不愿趋附权势因而得罪了当朝重臣密切相关。据说汤显祖来到京城后，声名鹊起，深受首辅张居正的关注。张居正想让汤显祖陪衬自己儿子，于是派人劝说汤显祖陪同他儿子一同考试，并许诺让汤显祖高中，结果被汤显祖断然拒绝了。直到张居正病故后，汤显祖才得以跻身于进士之列。后来张四维和申时行两位内阁新要又令其子前来拉拢汤显祖，同样也被婉言谢绝。结果汤显祖中举一年后才被安排到南京做了个掌礼乐祭祀的太常寺博士这一闲职。
虽然如此，汤显祖对政治仍然怀有巨大的参与热情。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上书《论辅臣科臣疏》，不但直接抨击首辅申时行等朝廷要员，而且还间接地批评了皇帝的褒贬失当，此举引起神宗及申时行等权要的巨大愤怒，他因此被贬到偏远的广东徐闻县任小吏典吏，两年后又被调到僻远贫困的浙江遂昌任知县。近十五年的沉抑下僚，使汤显祖深慨于官场的腐败；而五年知县任满后，朝廷又没有升迁他的意向；再加之受到爱女、大弟和娇儿先后去世的巨大刺激，汤显祖最终对仕途彻底心灰意冷。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不顾一些同僚的挽留毅然辞官，归隐到临川玉茗堂中，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戏剧创作。他先后创作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这些连同此前他所写的《紫钗记》一起被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历史上最腐败、最动荡的时期。皇帝纵情声色，宦官专权独断，而内阁又党争四起。除了这些内忧以外，还有严重的外患。北方有俺答部落的时时侵扰，南方有倭寇的屡屡进犯等。这种大环境造成了汤显祖壮志难酬、落宕潦倒的一生。这个时代又是各种思想滋生并发生交融碰撞的时代。汤显祖身边的人所持思想各异：他的父亲是位严正的儒者，祖父却好老庄、喜谈神仙，祖母则对佛家经文诵读不倦。他少年时所跟随的老师罗汝芳，是着名的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思想接近禅学，反对程朱理学。他在南京结识并成为挚友的达观，就是着名禅僧，后来，他又接触到李贽的着作，对李贽极为倾慕，多年后与之相会于临川。在其所交往的友人中，李贽与达观在晚明思想界声望极高，被视为“两大教主”，他们对当时统治者所维护的封建礼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最终均被迫害至死。这些多元的思想对汤显祖的成长以及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汤显祖的思想主要体现为“至情”。他认为“情”与人类相伴而生，因而人生是有情的人生，世界是有情的世界。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理性所能够解释尽的，但却一定会伴随着情感。他认为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所谓“至情”是指情感可以超越肉体的生死界限，“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虽然汤显祖曾以情施政，希望建立有情的理想国，这种理想最终随着他仕途的失意而归于破灭。于是他便将满腔的热情倾注到文学创作中，他将戏曲看作是这种“至情”理想的有效实践方式。“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便是其“至情”思想的最完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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