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表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因为叶广芩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选择，因此，虽然我们在作品中能感受到她对所钟情的人物的心醉神迷的叹惋，在情感上她寄托了太多的认同和感情，但是情感的皈依并未遮蔽理性的光照，所以我们虽然在她镇静的讲述口吻中能真切感受到深藏的人生和时代的痛感，但是自成体系的审美转换从内部冲淡了悲剧的黏滞，从而营造出了一个平衡的精神空间。
叶广芩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和对不随流俗的人格精神的肯定和赞美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论者这样说：“她的视界显然比她那位同宗族的词人（指纳兰性德，笔者注）要高一些，写没落而不颓废，叹沧桑而终能释怀，感伤的同时更有历史的审视意识，同情的同时更有批判的深度，叹往却不忘今天的历史尺度与高度……”这种选择对当下欲望化的世界有一种明显的对照和反驳，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叶广芩小说中的对比结构正体现出一种理智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面对家族内部的质变时，作家沉痛的笔触中隐含着一种隐忍的愤激，甚至那种近似批判的情绪也呼之欲出。在《状元媒》和《大登殿》中，半个多世纪前的母亲在新婚夜喊叫哭闹大打出手，是因为知道了夫家还有一位夫人，而母亲在乎名分，做妻不做妾。为此，母亲与其弟陈锡元远赴天津找状元媒人讨要说法，直到听到媒人刘春霖的回答是“媒妁之言……明媒正娶”之后，方才认账。老一辈对名分的在意其实事关人格和尊严，母亲对自我身份的坚决确立和决不妥协的辛苦求证令人敬仰；而同时穿梭讲述的现代女性——六姐之女博美的人生选择和态度——大学毕业，一事无成，到最后甘愿给商人做“小”，吃喝玩乐，还自诩这是“社会进步了”。叶广芩在这里对这种代与代之间的反差用了“变异”一词，并且直接质问：“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一贯平和的叶广芩竟然表现出少有的愤慨，由此可见对这种精神危机和情感缺失怀有极其强烈的忧患。
叶广芩的这种批判意识显示出了作品的理性，也使作品在自我追忆和情感缅怀的同时仍然保持了比较博大的历史格局，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有力的历史主体自我意识。
其实，她的理性观照并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内部，更投射到满族这个民族的命运之上。叶广芩是满族贵胄出身，但是她只生逢民族颓败时分，又加上她半生的生活历练和文化养成，她的作品在对民族的本然认同之中毫不掩饰地包含着批判。她在不少作品中都对末世贵族的人生态度和现实选择进行了表现和评论，尤其是在《状元媒·逍遥津》中，末世贵族们把花鸟虫鱼侍弄得风生水起，充满了艺术情趣和贵族格调。“七舅爷”和儿子青雨对自家上顿不接下顿的现实困顿毫不上心，却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伺候蛐蛐、鸟，甚至用城郊的一亩七分坟地去换一只蝈蝈。他们现实贫寒的生活在提笼架鸟的姿势映射下充满了美学的质感。但不可避免，这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现实生存的反思：这种八旗遗风包含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自由和超逸，事实上更是对生存艰难的逃避。叶广芩在很多作品中都对八旗子弟在清末民初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失落做了观照，他们从骑射勇猛蜕变成遛鸟票戏的把戏，其中的退化和散漫在更深层面上是人性的萎缩、衰弱，提笼架鸟以避困境的情形，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软弱和麻木。
叶广芩这些自我体验式的文学虽然展开的是前清贵族的挽歌式叙事，但是浓郁的亲情和深沉的缅怀并没有沉醉于伤感的泥沼，温文尔雅的叙述也未曾放弃批判的锋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叶广芩的写作具有中年诗学的特征——成熟流畅，因为很明显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激情和才华，更依靠的是对激情的控制。也正因如此，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剑拔弩张的冲突或者血泪河流的嘶吼，但却更容易让人陷入深思。
三、存照与铭写：一种民族志诗学的解读
所谓民族志，是指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维以及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描述的一种书面文本形式，其基本作用在于展示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叶广芩对于继承到发肤血液和精神内核的母族有着深厚感情，满族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内涵都深深印入她的记忆和情感的最深处。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作品包含着旗人的生活史、人物志以及风物志。在这种写作中，作者对世界的个人感知与民族的象征图式交融在一起，世俗生活与文化世系以及精神传统互为表里，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空间、生活经验和文化表征日益趋同的情况下，这显然具有民族志的诗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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