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父亲很快活。
谢娘也很快活。
我当然更快活。
父亲在回家的车里常摇头晃脑地对我念，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马上会接上一句，贤哉回也。
父女相视一笑。
金家知道父亲这个秘密的还有厨子老王，他常常秉承父亲的旨意给谢家送东西。老王是父亲的心腹，嘴很严，很讲义气。老王在我跟前从来没提过谢家半个字，我、父亲和老王对谢家的关系，用后来很著名的样板戏上的一句词是“单线联系”。能与某个人共同保守一个秘密是很刺激、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我快乐，让我时时地处于兴奋状态。
谢家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袼褙。打袼褙是件近似游戏的轻松活，首先要将那些烂布用水喷湿，第一层尽量挑选整块的，用水粘在板子上，以便将来干了好往下揭。第二层才开始抹糨子，然后像拼七巧板一样，将那些颜色不一、形状纷杂的小布块往一起拼。要拼得平整而恰到好处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要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设计，一张袼褙要打三层才算成功。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自己的手，将那一堆脏而烂的破布变成一块块硬展展的袼褙，再揭下来，一张张摞在屋里的炕上，最终变成一斤斤香喷喷的杂面，伴着大瓣蒜吃进肚里。想想真不可思议，神奇极了。
我对这个工作很着迷，开始是蹲在六儿跟前看他操作，后来是给他打下手，将布淋湿，将那些缝纫的布边撕去。后来慢慢从形状上挑选出合适的递给他，供他使用。六儿对我的参与呈不合作态度，常常是我递过去一块，他却将它漫不经心地扔在一边，自己在烂布堆里重新翻找，另找出一块补上去。开始我以为他是成心气我，渐渐地我窥出端倪，他是在挑选色彩。也就是说，六儿不光要形状合适，还要色彩搭配，藏蓝对嫩粉，鹅黄配水绿，一些乱七八糟的破烂经六儿这一调整，就变得有了内容，有了变化，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六儿的袼褙打得精美绝伦。
六儿的书念得一塌糊涂。
六儿都十五了，还背不出“床前明月光”，他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永远地念成“举头望明月，低头撕裤裆”，父亲纠正了他几次，均改不过来，看来是有意为之。
谢娘从附近收揽些针线活，以维持家用，穷杂之地的针线活毕竟有限，加之谢娘的眼神已然不济，花得厉害，做不了细活了，所从事的也不过是为些拉车的、送煤的、赶脚的单身汉做些缝缝补补的简单活计，或是给某家的老人做做装裹什么的，收入可想而知。谢家之所以还能经常吃到虾米皮炸酱面，这多与父亲的资助有关。至于这院房与父亲究竟有什么关联，我说不清楚。六儿拼命地打袼褙，其中难免没有要摆脱虾米皮炸酱面的笼罩成分在其中，他要自立，他要挣脱出这难堪与尴尬，就必须苦苦地劳作，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袼褙上。
毕竟是能力有限，毕竟是太难了。
他很无奈，焦急而忧郁，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这是他与我注定不能融洽相处、不能平等相待的原因。
我那时不懂，后来就懂了。
我老觉得我很聪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聪明比起我的母亲差远了。
我身上常常出现的糨子嘎巴和那不甚好闻的气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一天，我和母亲在老七舜铨房里，母亲摸着我那被糨糊粘得发亮的袖口说，又跟你阿玛去裱画了吗？我说，是的。母亲问，都裱了些什么画呀？是不是老七画的那些啊？老七舜铨正在纸上画鸭子，他一边画一边说，我是不会把我的画拿出去让我阿玛糟蹋的，您看看丫丫身上的糨子，您闻闻这股馊臭的糨子味，料不是什么上档次的裱画铺。母亲问，你上回说的那个叫六儿的，他们家哥几个呀？我说哥一个。母亲说，哥一个怎么会叫六儿呢？我说，因为他像咱们家的老六，他脑袋上也长了角。舜铨突然停了画，惊奇地看着我，一脸严肃。母亲问，那个六儿在哪儿住哇？我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朗声答道，桥儿胡同。我特别注意了桥的发音，让它尽量与雀远离。母亲说，是雀儿胡同啊，那是在南城了。我慌忙辩道，您搞错了，是桥儿不是雀儿。母亲笑了笑说，上回你阿玛不是说六儿在东单么，怎么又到了雀儿胡同呢？我急赤白脸地争辩道，是桥儿，不是雀儿！
我们家人都说老七傻，其实我比老七还傻。老七在旁边都听出破绽来了，直冲我瞪眼，我却还没心没肺地嚷嚷什么桥儿、雀儿。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说，算了，你别跟我争了，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是白疼你了。我说，我怎么是白眼狼了，怎么是白眼狼了？
母亲叹了口气，神情黯淡，歪过脸再不理我。我还要跟母亲理论白眼狼的问题，老七从后头把我拦腰抱起，三步两步出了屋。我在老七身上踢打哭闹，让他把我送回母亲身边去。老七舜铨不听，我就往他的袍子上抹了一把又一把鼻涕，唾了一口又一口唾沫，直到老七把我夹到后园亭子里，狠狠地撂在石头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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