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泾就是一块试金石。它检测的是徐元佐的无形资产。
当徐元佐看到刘峰在赌坊、行院里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时候，就知道“徐”字大旗已经插在了人们心中。随着风气诡异地变动，街头巷尾传出各种惊叹、畏惧、嫉妒的传言，仁寿堂吹响了新一轮的进军号角，在诸多小镇设立外柜，以更加强硬的姿态联络各地粮户，开展税收。
“地方上的大户暂且不要动他们，先从小粮户开始。”徐元佐关照程宰。
大粮户往往有直达天听的本事，或是进士家族的各种亲戚，或者根本就是进士家族。刚刚结束十余年的抗倭之战，让他们还保留着编练乡勇和家丁的习惯，真要爆发武装对抗并不明智。
程宰已经将这些人家整理成册，包括社会关系，一并呈给徐元佐。他道：“他们对咱们也颇有忌惮，讲斤头的时候并不敢太过分。”
等级社会就是如此残酷。
小民只能乖乖缴纳官府的催逼，卖儿鬻女也得缴纳合理、不合理的各种税赋；一般的小地主总算还能有些说话的权力，好歹在主流口径里，他们是“农”，不会被逼死。然而许多家有百亩的小地主，一样得跟长工一并下地干活；再往上走的大地主，就只需要按照朝廷的法令缴粮了——大明的粮税并不高，此时也没有那么多摊派。这些大地主才是享受开明政治的人群，他们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中上层。
再往上的缙绅家族，就可以跟朝廷讲斤头了。非但可以扩大优免，还可以免去许多杂役。他们占到的好处，自然要由底层小民来负担。这些人或是举人，或是进士，在掌握经济基础的同时又掌握了政治资源，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成了大明真正的主人。
至于顶尖的皇室宗族和勋贵，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大口大口地吞噬国家根基，但是在政治上却被科举出身的士绅们所排挤，东撞西碰找不到出路。
徐元佐很清楚自己所在的阶层，知道如何安抚下面的小民，保证金字塔底层的稳固，同时从同类之中分割利益，壮大自己。
“讲斤头的事，不要太斤斤计较。”徐元佐道：“农税虽然比商税高得多，但是两百年因循下来，各种规矩早就定死了，咱们吃相太难看终究不长久。关键还是商税。朝廷从来不注重商税，即便有规矩也都废得差不多了，正好由咱们制定规矩。”
程宰也相信徐元佐的论断。松江土地上的粮食越来越少，棉麻桑竹越来越多，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若是寻常人，只会看出这是因为“经济作物”能够带来比种植粮食更多的收益，尤其现在纳税都用银子，朝廷也不像早先那样强迫粮食种植的比例。只有徐元佐这样的天才，才能看出这种现象之下的本质——商人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
程宰想到自己就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不禁有些激动。
徐元佐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报表，道：“还有什么事么？”
程宰知道佐哥儿很少“端茶送客”，这句话就意味着会面该结束了。他行礼道：“我先告辞。”
徐元佐起身欠了欠身：“恕不远送。”
“敬琏留步。”程宰退了出去。刚出门，他就看到萧安抱着厚厚一叠报表，等在门口。这个年轻人是徐元佐的大帐房，惜字如金，但是做事很细致，而且有些认死理。
因为萧安统管着徐氏、仁寿堂、广济会等各个产业的账目，地位极高，所以程宰也想与之交好。几番接触之后，程宰却发现萧安有些诡异：他说话就像是“背书”，一旦话题有些偏转，到了他没背过的地方，几乎无法交流。
程宰朝萧安点了点头，看到萧安生硬地扯动嘴角，然后快步进了徐元佐的书房。
徐元佐正好乘这间隙喝了口水，放下宜兴定制的紫砂茶缸，道：“秋税在即，账房人手都调派好了么？”
萧安道：“佐哥儿，若是只收华亭这边，人手是充足了。不过巡抚部院那边派人送信，还想再借五十人。”
徐元佐手一颤，心头涌起一股不快。最初借人给海瑞是为了祸水“北”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队伍。然而他高估了松江同乡的节操，也低估了海瑞的手段。早前借出去的账房先生，有一半都被海瑞勾搭过去了，虽然还有一半肯回来，但是薪资要求明显上涨了一截。
因为他们回到徐元佐麾下，需要战胜的诱惑太大——权力。
官本位社会中，真金白银在面对官吏权力的时候战斗力弱成了渣。许多人宁可过着一年四十两年金的“苦”日子，也不肯放开手中的权力。显然，海瑞这位巡抚应天十府的封疆大吏，在赐予手下权力上有着先天优势。以皇帝和朝廷为靠山的公权力，远比徐元佐给出的私权诱人得多。而且徐元佐背靠的也是士绅们篡盗的朝廷公权力。
“我可不想为别人做嫁衣。”徐元佐嘴角抽了抽：“借人可以，先付押金。”
萧安觉得若是人家要走，就算押金也拦不住。到时候人家是巡抚老爷的人，地位不同了。
徐元佐看出了萧安的顾虑，明确道：“让部院给押金。”
“部院？”萧安吃了一惊：“该如何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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