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的应天府，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那些勋贵们一个个拉着一车车的金银去还债。
但是对整个大明来说，轰动最大的不是太孙殿下要债，也不是他要求各转运司，巡检司联合设卡，杜绝大额金银转运，而是一场官司。
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很多文官都以为这场官司根本没有打的必要。
孔家这些年的确占了不少土地，远远超过了朝廷允许的范围，而且隐藏近十万民户，也的确可恨。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历史原因的，许多农户在孔家已经劳作了好几代，超过一百年。
也就是说，大明还没有建国，这些农户就已经在给孔家耕作了。
这样的时候，不应该以现在的律法来限制他们，应该既往不咎，让他们重新厘清田地，人口就好了。
但是在孔乐南冒失进言，引得太子吐血病危以后，没有大臣敢再替孔家说话了。
所有人都看的清楚，太孙就是要彻底整顿孔家遗留的历史问题。
孔家的问题多吗？
多不胜数！
他们虽然不曾为恶乡里，但是侵占土地，抬升粮价，隐瞒民户，征用朝廷劳役。
因为家大业大，难免有一些分支干出了一些仗势欺人的事，都被一一揭露了出来。
在山东，虞谦率领的宣抚队伍将孔家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给揭露了出来，让山东百姓对孔家由原先的崇拜，一个个恨之入骨。
而他们家族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析产分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是圣人家族，衍圣公世家，孔家不像普通百姓家庭，超过三个成丁就要分家。
这几百年来，除了离开曲阜的孔氏族人，大部分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都没有分家。
光是曲阜一地，主干家族和分支家族的人数加起来，就超过了四千人，这远远超过了如今的皇族人口。
而这些人因为被庇护在孔家的羽翼下，全部不用纳税，这也是朱瞻基一定要拆散孔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汉代的时候，贵族都要纳税，但是在大明，不仅贵族不用纳税，就连考上了举人，就不用纳税。
大明在后世遇到财政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真正的有钱人都不用纳税，光凭底层种地的百姓，能收多少税？
当然，还有一个严重的原因是原本大明的內监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土木堡之后，经济大权逐渐就被文臣们接管过去了。
內监控制经济，不管他们贪了多少，皇帝是不缺银子的。
可是等文臣们控制了经济，皇帝手里能控制的金银就越来越少，钱都被大家族们给赚走了。
所以，朱瞻基的银行，坚决不会让文臣们插手，只要皇室控制了军队，控制了银行，文官们就翻不了天。
让百官惊诧的是，当代孔家家主孔彦缙抵达京城以后，表现的极为低调。
他没有联络各方大臣，也没有想着为孔家脱罪，对于刑部搜集的各种证据的指控，都认了罪。
而随后的锦衣卫就大举出动，将所有有过劣迹的孔氏族人全部抓了起来。
这一抓，就抓了足足两百人，其中就包括了在孔家威风最甚的孔公卓。
来京城候审的孔彦缙没有被抓，反倒是留守在曲阜的孔公卓被抓，这也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的大明可不是没有眼镜，马家这些年除了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的镜片，眼镜行业又成为了他们另一个盈利点。
如今的大明不仅有了单镜片，还有了与后世相差不大的眼镜，而且除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镜片，还有各种黄金，白银，包括玳瑁的眼镜框架。
现在许多视力不好的大臣现在都会去马家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所以在大明的朝堂上，现在看见不少大臣戴着眼镜，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皇宫，东华门内。
咨情司衙门内，孔彦缙这个时候就有些拘束地坐在朱瞻基的对面，今日他的身边，两个族老孔讳，孔译也跟随在侧。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朱瞻基，同时也能感受到朱瞻基身上那慑人的霸气。
“这天下大势，合久分，分久合，但是唯有家族延绵不绝。孤虽然不是惊才绝艳之辈，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过去，人人谈的是天下，但是孤却更愿意用国家两个字来取代天下。因为天下太泛义了，虽然一众腐儒口口声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他们连这个天下有多大都不知道。
孤出海三年，行程也不过是这天下的一半，还有大片的区域无法前往。这天下如此之大，来往一趟就要几年，朝廷如何能有效管理，统治？
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我大明的疆域，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些偏远地区，朝廷根本管不过来。孤要建立的就是国家的概念，将这个天下真正纳入有效统治之中。”
国家这个概念，在东方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逐渐形成。即便那个时候，梁启超这个励志革新的大臣，仍然以氏族作为国家的主体。
孔讳捋了一下长须，问道：“殿下，何为国家？这跟天下又有何不同？”
朱瞻基想了一下说道：“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天下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比如氏族，就是国家的最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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