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他的两届任期中设立了许多延续到21世纪的政策和传统，比如每届总统任期四年，总统的任期不会超过两届，除了罗斯福。
但是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有他特殊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大萧条和禁酒令，第二是因为世界大战。然而在1951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里，任何人都不得任总统两届以上，总统卸任后也不得重新参加竞选。
宪法修正之后会进行全民公投，第五部宪法里没有拿破仑任职终生执政了，却也没有规定他不能连任，连任多少届的问题。仿佛十年就是个任期，乔治安娜觉得这比四年一个任期要好多了。
政府换届的时候，前一个政府投资的项目往往没有任何成果，然后就束之高阁了，这么做根本是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波拿巴的梦想是在历史上留下属于只属于他自己的痕迹，这种痕迹不一定非要是物质的，比如运河、宫殿，也可以是这种无形的，最关键的是现在他没有时间继续纠缠体制的问题。
取消了奴隶贸易就等于少了一个行业，也就少了一个财源，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胜利只可偶尔为之，以前魁奈这帮理想主义的农学家也赢了，最终却导致了法国的经济动荡。如果拿破仑是自己创立的新政府，那或许就要轻松许多，可是他继承了法国国王遗产的同时也要承担他们以前欠下的债务，以及农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危机。
杜哥尔曾经说过，如果消费者想要存活，有两件事是必须的，第一是商品存在，第二是商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或者说他有充分的途径来获取它。
在法国的贫困地区，人们大部分时间已经开始以栗子、树根和其他未被运输的食物为生。推广土豆，以土豆代替谷物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穷人的谷物消费，毕竟人的饭量是不变的，不会因为斯密的想象有所改变。
但人就是如此，吃饱了就想吃得好，有了面包还想吃肉，这也是某些人雄心勃勃的目标。
狼都是吃肉的，你不可能指望狼忽然变成兔子吃草，拿破仑的大赦权不仅可以释放法兰西本土的囚犯，也可以大赦杜桑·卢维杜尔和他手下的军官，前提是前线的部队认可这件事。
部队哗变拿破仑又不是只经历了一次，他以前翻过阿尔卑斯山因为没有靴子，一个营的士兵就哗变了，他还是新兵那阵部队也因为军饷哗变过。
达武娶了远征军总司令勒克贝尔的妹妹艾美·勒克贝尔，他身为近卫军指挥官之一所承受的压力比远在安特卫普市的拉纳要大得多，就算拿破仑带着卢维杜尔出现在了公共场合，一把狙击枪也可以要了卢维杜尔的命，要对付这种孤狼式杀手可不是单靠武力就可以的。
捍卫国土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共和国不可分裂，这也是共和制和其他制度所不同的地方。
比如美国的联邦制，独立战争期间参战的几个州有穷的也有富庶的，由于大陆会议没有征税的权力，大陆会议只好将军队补给问题移交给州政府，由各州自行解决，如此以来各州的待遇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别，有的士兵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有的则过得很舒适。如果以食物的优劣程度来区别人的地位，那么独立战争期间有些士兵的食物吃得还没有奴隶好，种植园里的奴隶至少还有玉米面和腌肉吃，他们只有面包干和水。支撑他们继续战斗的是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的斗志，同时军官们也以身作则，绝不私自享受任何特权。
马塞纳能在热那亚坚守那么久，也是因为他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结果他自己的身体就毁了。
这样的穷兵遇到了富庶地区过好日子的兵，不满的情绪也就越来越明显。每个州都有各自的民兵团，当州长们不给杰斐逊资金，联邦政府的开支都是问题，没有了中央政府则是各个州长自己说了算。
撕裂的美国是个州对联邦政策消极应对的产物，法国则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尔卑斯山区说德语的法国人很多，但是问那些和牲畜一起的牧民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是什么他多半都回答不了。这样的人让他以民主制投票有什么用呢？
以19世纪初法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结构，实施全民公决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拿破仑胜出，但是公投的样子他还是要做的，为了准备公投他准备了六周，投票结果根本就不需要期盼会有什么逆转发生。
胜利就像是甘泉，让干渴的人回味无穷，流放那些德意志王公让法国人转移了视线，再加上有机会被大赦的卢维杜尔配合的表演，人民根本就不知道五千英里外的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要是想知道，可以犯点罪，法院判处一个流放，到了圣多明戈、瓜德罗普这些地方他就知道了。
1800年圣诞节刺杀，拿破仑流放了一些雅各宾派去的圭亚那，圭亚那也在美洲。
那个地方没有报纸监督，有的只有崎岖的山地和雨林，等看过了“真相”，想回来已经不可能了，死了尸体都要埋在那个地方。
“替罪羊”也找好了，乔治·卡杜达尔，波力尼亚克兄弟等等，这些人都不属于大赦的范围，抓住了必然会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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