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焦虑，人们不仅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生活，更在乎在别人眼里自己的生活。
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俨然是一副人生赢家的样子，反观自己，是那么枯燥、无趣。
有些人开始烦躁、嫉妒，通过各方面比较找到自己朝过别人的的地方。
而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则不在意别人做了些什么。
这类人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如果做不到这三点，就很容易被人左右言行。
在圣马可教堂的墙上有四匹铜马，那是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而这与人类历史上一场有名的诈欺案有关。
恩里科·丹多洛操控了香槟公爵，让后者觉得，想让威尼斯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提供后勤支持抢回耶路撒冷就必须先把君士坦丁堡洗劫了。
丹多洛这么做的目的是削弱君士坦丁堡的实力，让威尼斯独立，不用和葡萄牙一样随时担心被西班牙吞并，但他也知道就凭威尼斯的实力是达不到削弱东罗马帝国目的的，于是他用了一着借刀杀人。
学会识别这一计谋可以防止上大当、吃大亏。
新加坡人利用日本人的投资，开发绝后岛，不对，是圣淘沙岛也是这样，他们通吃的是所有想来岛上置业的富豪，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本质没有变，那是一个很适合拍恐怖片的南洋小岛。
人之所以会觉得痛苦是因为觉得有需求，岛上的超级富豪生活很安逸，享受着阳光、沙滩、果汁、菲律宾女佣的服务，但是要是忽然窜出来一个拿着武士刀的日本兵，凶神恶煞得对他砍过来，再美的梦都要惊醒。
再不然就是挖坑，那坑也不知道是用来埋自己的还是埋同伴的，挖着挖着就哭了。
小儿麻痹症是可传染的神经疾病，接触到污染的水就可能传染，“下蛊”可能就是这样的东西，在要害的人吃喝的饮料食物里加入那种水，一次不行多下几次，反正“主人”接过仆人提供的饮料是没有戒心的。
在疫苗发明前，得了那个病几乎都要致残，李承乾的腿疾说不定就是人为造成的，身为太子，别人有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得害他。
西方的巫术多半是与不幸有关，东方则因为“祖先保佑”变得与幸运有关，为了争夺父母的安葬权力两兄弟反目成仇，全因为风水先生指引的福佑自己的“宝地”不同。
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好的，也有恶灵存在，父母和祖先会保护自己的儿孙后代，当然是挡灾纳福的好灵。这在理性哲学的时代是一种“迷信”，但是在宗教改革以前的欧洲却是一种普遍认知。
伽利略等科学家反对将神灵套入数学公式，并且用数学公式来解释世界，宗教审判所让他“忏悔”的就是这个。
反对巫术的人以逻辑、物理和自然法则等手段否认巫术的存在，嘲笑巫术信仰者的荒唐，恶灵更是没有物质化的力量。
也许它们真的没有那个力量，但是它们却会耳语：
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杀了你眼前那个人，你是在帮他解脱。
阿不思·邓布利多还恳求西弗勒斯动手，对于一个得了绝症的老人来说，一针毒药在睡梦中死去也是一种幸福。
美国连环杀手护士库伦外表温柔亲切，在纽泽西、宾夕法尼亚等地多家医疗机构工作过，但她私下却通过给病人注射致命药物等方式悄悄杀死他们。
这位死亡天使杀了300多人，她声称此举是为了结束病痛之人的痛苦，但也有很多非绝症的病人死于她手，库伦一直到2003年才被捕，疯子的逻辑以逻辑为先，然后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有时候正常人会理解并认同疯子的逻辑，逻辑严密的疯话才更可怕。
更糟糕的是，就算有人告诉那个人，你的行为是错误的，也会被置若罔闻，他已经深刻得认同了绝后岛是富人区的概念了，住不起的穷鬼才说那个地方闹鬼，他在那里住着一切正常。
这世上找到绝对理性正常的人很难，基本上只能相对着看，巴伐利亚的亲王主教就比德国皇帝要正常得多，虽然他是个不怎么遵守教规的“正常男人”。
无论怎样看，即便是仇恨第三者的女人，也会觉得把情妇切碎了从窗户扔出去是不正常的。宫廷大臣却对此置若罔闻，因为死了一个女人并不影响国家的运转。
鲁道夫二世死后没几年，布拉格发生骚乱，群众冲进了皇宫，将几个皇家官吏从王宫窗户扔了出去，正是“扔出窗外事件”引发了德国30年战争。
群众的眼睛有的时候真的是雪亮的，虽然他们确实经常被精英左右。
一个价值观被颠倒了的世界需要群体净化，如果群体也被利益蒙蔽双眼，那社会风气就会变得乌烟瘴气了。
猎巫运动后期，欧洲的统治精英把超自然力量、魔鬼、天使或神灵从他们的思维中排除，又因为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大量的医生和法官进入政府管理机关，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有了改变。
“我们是来度蜜月的，为什么要见一个牧师？”
“反正和房产经纪约定时间还早，我们已经来了，顺便来看看。”西弗勒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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