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有个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了艺术表演，她在展示大厅面向观众，跟前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着七十多种道具，从口红、画笔、鲜花这些代表善意的到子弹、刀子、鞭子这些危险而恶意的。
实验时她会对自己进行全身麻醉，观众们可以随意摆弄她，不用担心遭到法律责罚，于是观众渐渐上来尝试。
一开始有人将鲜花放在她怀里，让她抱着，后来有人开始用画笔在她的身上作画，渐渐地有人开始用刀子划破她的衣服、甚至有人将她的衣服扒光，用刀片划破她的手臂，就在道具都快被用完之后，有一个男人，他举起了装有子弹的手枪，让她对准了玛丽娜的头部，这时候一直没有任何反应的玛丽娜流下了眼泪，那个脸上带着笑意的男人这才反应过来，围观的群众站出来制止了那个男人。
5个小时时间，在没有法律和正确指引的情况下，人类的行为就可以从送鲜花变成送子弹，人性崩塌的速度比人自以为想象地还要快。
在经历了这次实验后玛丽娜得出了一个结论：一旦你把决定权交给公众，就离丧命不远了。
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用承担责任，即所谓的绝对自由时，人性往往朝着心理阴暗的那面扩散。
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宗教、领袖、法律、道德观都是让人向着好的那一面特质考虑，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所认为的人性本恶论经过实验论证是成立的。
人之初性本善是一个美好的梦，孔子在春秋时期到处宣讲自己的学说，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恢复尧舜禹时期的禅让，那其实是个善意的谎言。
韩非子在书中是这么记述禅让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根据近代中国历史学者自己研究《竹书纪年》的发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意思就是说在尧舜“禅让”背后有一段血腥的权力争夺战，舜在囚禁了尧之后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与他相见，尧感觉舜有德贤而禅让帝位的事根本不曾发生。
这些故事是不存在于任何普通中学的教科书中的，需要课外去读。
权力要靠争夺，那些中国阔少和汉献帝一样，将自己的父母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又没有有效的约束，自控力又不强，周围又有那么多包含歹心的人怂恿他们花钱的人，没有正确的指引他们就会将钱往黑暗邪恶的方向用。
买了超跑就要追求速度与激情，他们大半夜在偏僻路段飙车，白天哪有精神上课。更重要的是他们影响了当地居民，他们开车速度太快了，一个不小心就会撞死路人，这一点和唐朝长安、洛阳城内闹事纵马的王孙公子没有任何区别。
武周时期女王当政，她对自己的子侄非常纵容，周礼之中有赎刑这种始于上古的法律，既可以用钱来赎罪，这条法律沿用了五千年，一直沿用到清朝，由于当时酷吏当道，这些皇亲国戚是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的，最多赔点钱。
失去人心之后武周倒台也特别快，并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恢复它，武则天差点连和高宗皇帝合葬的资格都没有。
西方的人身伤害赔偿制度有个“失去快乐赔偿费”，不只是当事人，他的家属也可以赔，塞德里克迪戈利死后阿莫斯迪戈利就获得了一笔巨额赔偿。
国内父母的权力可没有到英国法庭，赔钱赔到倾家荡产很容易，英国和很多亚洲国家没有引渡。
有个很出名的饮料公司公子在泰国犯了杀人案跑到了伦敦来避难，他在英国就必须遵纪守法，否则他被引渡回国就没办法继续过现在的生活了。
亚裔时常要被当地人问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
东方和西方文明存在巨大的鸿沟，文化价值观都完全不一样。
要是西方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超人之处，被人说是个“巫师”，不但不会感觉高兴，反而很担忧；东方的父母生怕自己孩子的天赋被扼杀了，砸锅卖铁都要供孩子出人头地。
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就像阴阳，独立、对立又互相吸引。礼仪之邦的礼仪只对朋友，对于冒犯自己的问题，有人用汉语拼音回答，g-u-n “滚”，如果对方契而不舍就打回去，功夫也是一种中国文化。
伦敦华埠就是这个风格，出门在外靠朋友，街坊之间很团结，同样也很信服领袖的话。
华商会长和洪门不是一路人，他是守法公民，洪门让苏格兰场的警察“滚”了，他们不会真的“滚”，中国城总共也不是很大，抽调警力将现场围起来，限制行人通行还是能做到的，至于有没有哪个政要敢进去，就看他想不想要华人的选票和资金支持。
早期来英国的华人非常勤奋，他们是吃过苦，知道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的，尤其是老一辈，他们还念着自己的祖国，“家里”要是来个人高兴地不得了，在国外的炎黄子孙总想着落叶归根，利物浦的华人就是这样的。
对付他们不能找马由缰，一大清早波莫娜照着张涛给的名片地址，找到了他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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