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中曾这样解释过“法”。
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
从字的造型上来看，法是要追求“平之若水”，才有了水字旁，旁边有一个神奇动物“廌”，它还有个名字叫“獬豸”，是一种类似麒麟，长了一只角的神兽。
相传它能分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如果它发现不诚实不忠厚的人就会用角将那人撞倒，然后将其吃掉。
在廌的下面还有个“去”，去在古文中有“弃”、“逐”的意思，在古文中它由矢和弓组成。
换而言之古文中的灋是一个会意字，相比起西方的“正义”，东方的法学更注重“公平”。
《唐律疏议》中记载，“商鞅变法，改法为律”，这是讲的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在秦地实施的一次社会变革。
商鞅颁布的是《秦律》而非《秦法》，律原本指的音乐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当时秦国因地处边陲，民风彪悍、私斗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私斗甚至能出动上万人，基本上等同于意大利城邦国一次局部战争了。
这种私斗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收获，不过是从一个秦国人手上的地换到了另一个秦国人手上，反而会造成大量的伤亡，纯粹是内耗，是比井田制更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仅仅是一句“禁止私斗”是不能解决的私斗的，商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将“私斗”变成“公斗”，也就是通过“国战”从别国夺取土地和利益。
鼓作为乐器不仅能鼓舞士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同时也可以作为进军和收兵的信号。
但能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虎狼之师的却是“秦律”，它不同于孔子爱听的韶乐，没有那么多器乐，也没有那么多曲调。就像霍格沃茨的校歌，随便你选什么调，歌词总是一样的。
自秦以后古代社会的法典全部改为律，比如汉律、唐律、宋律、明律、清律等等。
及至发展到唐律，“律”便已经不是商鞅改革时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了，而是礼与法结合，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比如八辟制度，基本上除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属于“八辟”之中的阶层是不需要为自己的“小罪”承担罪责的。
虽然孔子对于“楚王失弓，楚人得之”有非议，认为他不够“平等”，不过儒家礼法上却允许了这种“不平等”。
商鞅变法时为了推进法律，连国王的儿子都是差点动刑了的，也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汉武帝废除黄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为了加强皇权，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创建了一个以儒家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将“天谴灾祸”和“国家之失”联系在一起，用“天理”来统治“人理”。
比如一个地方发生了旱灾，那这个地方不是组织人挖水井自救，而是要找到那个贪官污吏、豪强地主，将他给杀了，老天觉得人做对了，它就降下甘霖了。
国家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当时除了流行“伤寒”，还有旱灾和地震，确实有种降下天谴的感觉。
有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张衡，他制作了一种“验震”仪器，能探测到距离长安几千里外的陇西发生的地震。
一开始没人相信他，后来信使来报，确有其事，于是当时的皇帝就问张衡，谁要为这场天灾“负责”。
张衡所在的时代朝堂上充斥着宦官和他们的党羽，如果张衡说出了这些人的名字……
后来张衡被贬，还被赶出了洛阳，因为即便他不在朝堂上，在民间传播那些言论也会让某些人坐立难安。但他人虽然走了，地动仪却留了下来，一直到东汉末年，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地动仪才和灵台一起被毁。
地动仪全名侯风地动仪，风不属于五行：木火土金水，它属于“气”。
乔治安娜听说地动仪是接地了的，一下子就想到了战国时的邹衍，和他用“律吕调阳”为燕国改历法的事，那用的也是阴阳的原理。
东汉流行道教，就连黄巾起义也和“黄老”学说有关，地动仪被毁于战火中真是可惜了。
巫术和巫师在东方和西方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待遇，虽然在汉武帝时期也闹过巫蛊之祸，但巫师在东方普遍是被礼遇的，可是在1768年满清的境内却产生了一次近乎“猎巫运动”的恐慌。
那时还属于康乾盛世，在爱新觉罗弘历执政的第33个年头，商业繁荣、人口增长，社会面貌生气勃勃又相当稳定。然而民间悄然流行起了一种“妖术”，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灵魂，便可以利用这个力量去控制别人为自己谋利。
一些游走在社会边缘、漂泊不定的特殊阶层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对于百姓来说，他们最害怕的是自己的身体和孩子受到“叫魂术”的伤害，越是人口稠密的富裕地区对这些游荡者恐惧越为厉害。
一开始是道士，后来发展到和尚、工匠；从一开始“化缘”得不到一口饭吃，到后来死刑伺候；从一开始的江南，逐渐扩展到北方，最后这些信息都汇总到了爱新觉罗弘历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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