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官府不许，他们以各种各样理由阻止百姓离境，为此甚至驱逐那些衣锦还乡者，唯恐他们带野了人心。
沈默这下彻底看清了，症结到底在哪里，不是百姓故土难离……都已经挣扎在破产边缘，随时准备当流民了，还有什么难离的故土？而是官府抵触不配合。
而官府抵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人走了，赋税怎么办？虽然沈默强买强卖，让官员们都认购了吕宋开发的股份，分红让大家都很开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身的官员，还让族人速速去吕宋购买几块种植园，作为家族产业。但到了正事儿上，还得一码归一码——我要想维持官府运转，完成朝廷的赋税指标，没有足够的百姓怎么行？
百姓即是财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个官员的脑海中，甚至在考察时，还会把人口是否增长，作为重要的指标，你让他们如何放人？
不打破这个桎梏，就永远无法实现大规模移民，继而一切都免谈。
所以这些年来，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对于庞大的官僚群体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况，那还是他的立身之基，要是把官员们得罪了，自己还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爷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为了欣赏他的绝望，早为他准备好了钥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望。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确定解决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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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编法出现之前，国家赋役之法的主要特点是赋役分开，实物与货币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赋是田赋，即以田亩数目征税。役是劳役，对户口征课，对象是户和丁，对百姓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因为本朝一个面积中等，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基层州县政权，在册的官员只有知县或知州、县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几个人。除此之外，还有十几个以地方长官名义招募的不在册的吏员，仅靠这些人，想让一个县级行政机构运转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大量的免费丁壮以供驱使，才能完成政府的各种职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类，既是所谓‘四差’：里甲、均徭、驿传、民壮，‘里甲’的任务最初是传办公事及催征粮差，但其后发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饗、营造、馈送等等，都由他们供应。‘均徭’是服务于官府的经常性的各项差役，如皂隶、狱卒、库子、防夫等。‘驿传’的职务是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是用来干工程的，紧急状态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实行一条鞭法以前的赋役政策，乃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则多承担’的原则。但这种制定者设想的公平，在实际征收中，本应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大户，却凭借贿赂官府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逃避劳逸，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逃亡。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还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财税收入。
之所以官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豪绅与胥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胥吏，就是方才所说的不在册的吏员，他们受地方长官私人雇佣，操持地方政务……像沈默的父亲沈贺老先生，当年在衙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他们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享受朝廷俸禄。这样国家固然不必支付这一笔可观的行政费用，却也无法阻止这一群体，在受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谋取个人利益。自然会严重损害法律的执行。
而且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乡，和地方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然而然的勾结起来，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这就是大明朝长期财政危机，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绅们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还一群人同样要哭，那就是两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个州县的地方官。
因为地方官员是要对税收责完全责任的。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二百年来，征解税粮的完成程度，从来都是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
所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和豪绅胥吏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虽然地方官掌握着一方大权，但他的权力要靠胥吏们配合才能体现，而中国自古的‘皇权不下乡’政策，也使县老爷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绅来安一方百姓。所以处处受制于人，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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