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件怪事，这小卖铺隔三差五的就没有深圳的报纸卖，这是咋回事呢？开始我以为是我去晚了，被人买走了，这么说来，在这里还有和我一样想法的人，那算不算是志同道合者啊?果真如此的话，可以借来看看，就像当初在成贤的时候经常去蹭姚帆的《体坛周报》一样。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老板告诉我说，这是惠州在搞地方保护主义，刻意不让深圳报纸入境。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深圳特区报》销量太好，而《惠州日报》却无人问津，政府只好出手了，强令规定不准售卖深圳的报纸。可是，卖报纸的也不傻啊，卖你的《惠州日报》，一天卖不出几份，我赔钱赚吆喝啊？你既然这么乱搞，我也不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就给你来个暗度陈仓好了。他奶奶个腿的，这算是什么事啊。
7月23日，我在第26版发现了一个加拿大公司的招聘广告，招外贸跟单员，要求英语流利，外贸专业。简简单单两行字，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殊要求，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就把简历寄了一份给龙华镇创艺礼品厂行政部胡丽丽小姐。
24号报纸没有来， 25日在报纸夹缝里发现一家石岩的工艺品厂招聘业务跟单员，要求英语听写流利，待遇优厚。下午下班的时候，趁着办公室的人都已经离开了，我跑了上去，趁机把简历给传真了过去，又怕万一对方没有收到，那就白费力气了，所以我又传了一遍才离开。
28号上午，我正在车间上班，忽然接到了一个来传呼，我一看区号是彭城的，哎？老家谁呼我啊，第一反应是苗榫打来的，可是平时都是我有事联络他的，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难道是我时来运转，文华大厦那家西萨摩亚公司通知我上班了？
哈哈，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都几乎快忘记这个茬了，可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他们发现之前招进去的人不适合这份工作，甚至还不如我，也懒得再去重新招聘了，于是就想到了我呢？越想越觉得我这个思路既合情又合理，绝对有这个可能的，不禁略微有些小激动。
其实是我内心深处已经厌倦了现在的工作，在心底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才会胡思乱想的。管他结果是怎么回事，我得先去回个电话啊，不过这是上班时间，又不能跑出去，只能去办公室了。于是，我招呼汪荣华一声，让他帮我看一下机器，便向办公室跑去。
路过经理办公室的时候，我迅速的瞄了一眼，发现李经理果然又出去了。我偷偷的跑到云丽那里，轻轻的叫了声，云姐。
云丽抬头一看是我，面带微笑，问道，有事吗？
云姐，我家里人有事找我，您看我能不能借个电话用一下？
云丽合上手里的文件夹站了起来，指着她桌子上的电话说，我正好要去仓库核对资料，你就在这里打吧，打外线先拨九，听到“滴”的一声后再拨号码。
嗯，好的，谢谢您，云姐。
别客气，打电话时候小声点，用完赶快回去，别让其他人看到了。说完，她嘴巴朝旁边一撇，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立马明白了她的善意的提醒，小声说道，好的，我明白，云姐，您慢走。
看着云丽消失在视线中，我左右瞅了一下，看到没有人注意我，连忙缩在椅子里，趴到桌子上，拨通电话小声的问，喂，请问是哪位呼我？
二哥，二哥，是我啊。话筒那头传过来一阵急促的熟悉的声音，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妹妹，是妹妹。
小妹啊，你现在在哪里啊？成绩出来了吗？考得怎么样啊？家里都还好吗？......
我激动的声音都变了，一连串的问题被我一股脑的抛了出来。自从6月份一别，两个多月了，我都没有和她们通过信，而且她们却经历了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作为她们的哥哥，我不能陪伴在旁边，不能为她们指点迷津，不能为给她们出谋划策，不能为她们加油助威，这一切都由她们独自去应付，独自去承担的，我这个做哥哥的惭愧啊，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禁模糊了。
二哥，你放心，家里都好着呢，我和三儿现在就在学校呢，成绩今天已经放榜了。
是吗，那你们都考了多少分啊？
问完这话，我的心头不由得一紧，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的那个夏天，曾经等待成绩的那段时光总会隐隐约约的在眼前不时浮现，放佛发生在昨天一样，夏至未至，放榜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有人说：等待是一种煎熬。尤其是等待一个能够决定前途和命运的结果时，这种煎熬更是倍增，我也未能避免的被卷入到了这场煎熬的漩涡中。
我想用睡觉的方式来把这段时间替换，可是躺在床上，终究是辗转难眠。于是又坐起看书，屁股刚一碰到凳子上，却又如坐针毯似的。
放榜前的那天夜里，我一夜辗转反侧，不知道第二天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虽然心里有数，可是这个时候，那一丝忐忑却被无限的放大了。我早早的就爬起来了，草草吃了几口，就去坐车了，几经辗转，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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