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攸说：为今之计，只有里应外合。
戏志才说：敌众我寡，难以用堂堂之阵取胜，欲要破贼，非借外因不可。
他两个人的话虽不同，意思一样，“里应外合”和“非借外因不可”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击敌人之短。
黄巾军的短处是什么？他们的短处就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的长处是“人多”，他们的短处也是“人多”。人多，所以势众，但因缺乏必要的训练，人多又是他们的短处，会造成他们在组织与编制上的混乱。通过前些天的守城，荀攸、戏志才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黄巾军各个营头的军卒分别来自郡中各个县、乡，彼此不熟，当他们攻城之时，号令不一，当他们宿营之际，杂乱无章。这就给了荀贞们利用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一点，或者遣派细作潜入其内，或者用别的办法使其内乱，然后趁乱取之，借以取胜。
荀攸所说的“里应外合”，“里应”即此意也。
戏志才所说的“非借外因不可”，“外因”也即指此。
当然了，至於该怎么“里应外合”，该怎么借用“外因”，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眼下尚不好说。毕竟荀攸、戏志才虽有智谋，并非“多智近妖”，不是掐指一算，就能尽知敌事，便能克敌制胜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的思路一致：我军欲要取胜，只有从敌人的短处下手。
荀贞也是这样认为的。
三人意见相同，对视一笑，都不禁油然升起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奇异妙感。
……
带两千新编之卒，孤军出城，进击十万众之敌。
就算再虎胆之辈，对此也无法做到安之若素。他们三人，不管是表示反对的荀攸、抑或是出言赞同的戏志才，又或是表面上看起来镇定自若的荀贞，对这件事其实都是忐忑和不安的。
在此之前，他们三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对战争的了解全来自史书。
春秋百战，战国七雄，秦王扫六合，楚汉争天下，光武皇帝中兴汉室。这些发生在过去的战争，从史书上看去令人热血沸腾，无数的将星闪耀，无数的智谋计士，可那只是从书上看去。
从书上看去和亲身经历是截然不同的。
从书上看去，看到的是故事和传奇。亲身经历，经历的是残酷和生死。
当从书面上看去时，那些只是过去的故事，只是别人的故事，他们可以为某人某次的奇计、勇敢而击节赞叹，他们可以读至兴酣处，以《汉书》下酒，他们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现在，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
战争不再只是记在书上的故事，它从书中走出，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
三人皆饱读之士，尤其荀贞从后世穿越而来，他们三人皆知，这一次的太平道起事声势这么大，汉家至今四百年，也只遇到了这一次而已，必然是会被后人记入史书中的。
就像他们读过的那些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也可能会被后人读起。
只是不知，当后人读到他们的故事时，是会为他们的剿平叛贼而赞叹、又或是会他们的失败身死而叹息？是会敬服他们的勇敢机谋，又或是会嘲笑他们的愚蠢轻敌？
后世之荣辱，今世之生死，尽在其间。先前守城，尚有坚城以为倚托，五日后南下，将於无遮拦之野外迎敌，作为一个初上战场的人，谁又会不忐忑不安呢？须知，即使不说荀贞，即便是名显后世的荀攸、戏志才今年也才二十多岁，也才只是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罢了。
而此时，这一份英雄相惜的奇异妙感，将他们的不安和忐忑冲淡了一些。
……
戏志才慨然说道：“功名成败，在此一举！”
荀攸不像戏志才那么慨然，他谨慎地说道：“敌强我弱，不可轻敌。”
南下是五天后的事儿，现在不用考虑，荀贞想的是：“当务之急是练兵。府君只给了咱们五天，咱们得好好议议，这五天该怎么用。”
“千余铁官徒，加上府君答应补给咱们的数百丁壮，两千人，都是新卒，不知旗帜、不识金鼓、不通战阵队伍，需要教的东西太多了。五天肯定不够。贞之，你是何打算？”
“是啊，五天肯定不够，所以要分清主次，拣取主要的先教会他们，其它的以后再说吧。”
“何为主，何为次？”
“识旗帜、辨金鼓、知进退。这就是主。”
戏志才点了点头，说道：“不错。‘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编伍、旗帜、金鼓、赏罚，此即制也。如今，编伍已定，部曲已成，接下来就是旗帜、金鼓了。
“……，只是，旗帜有很多种，依军法：前后左右中，各军旗帜皆不一，表示的号令亦不同：或低旗则急趋，或连飙则奋击。金鼓亦有轻、重之分：‘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鼓又有步、趋、骛、将、帅、伯之分：‘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鹜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种种类类，教会一人容易，教会两千人，使其进退如一人就难了。我担心：便是只教这些，五天也远远不够啊。”
“各种旗帜、各类金鼓不必全教。我军虽是新编，贼兵亦为乌合。咱们只要比他们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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