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术和黄老之术交替使用，虽然说起来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该如何呢？其中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朝廷官员终究难以把握，所以，应当把这份权力下放给当地人，组织民众推选德高望重之辈担任乡间三老，并不一定要年龄大，有德才，有名望，足够公正，就可以做三老，为民间代表，与当地官府一起治理地方。
本地人总会照顾本地人，和外来的官府官员不一样，如果官府做出了不利于当地发展的决策，三老可以驳斥，就像是门下省驳斥皇帝旨意一样，三老可以驳斥官府政令，乃至于弹劾县府官员，甚至是州府官员，直接告御状，三老可以代表民众直接上报皇帝，惩治当地官员等等。
这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民主监督政策了，也是目前苏宁可以做到的最高程度，苏宁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可行，也不知道这样的政令推动到地方上会不会得到彻底的贯彻与执行，也不知道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这一次苏宁离开长安城，顺便还带上了李承乾“代替天子巡视天下”的指令，不告诉官员具体行踪，以此震慑官员。
承和朝的主要法令修改都是针对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难保地方官员对于朝廷政令多有抗拒和阳奉阴违之做态，苏宁自己也有些担忧，虽然已经不能在朝廷里面做出什么决策，可是自己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杜如晦选择去当一个教书先生，去发挥余热，李靖选择写兵书，给军事大学做教材，以此发挥余热，苏宁也就选择游历天下，巡视天下，震慑天下，以此发挥余热。
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退下来，会把权力让给年轻人，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可是老人的经验和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在越来越重视实干才能的朝廷用人方针指导下，难以想象以后的朝廷会出现很多的只知清谈而不知实干的官员，大家都很能干，都有预热可以发挥，老死家中不是最好的选择。
以杜如晦、李靖、苏宁为首，大唐的臣子们也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和皇家禅位传承相对应，臣子一旦到了精力不济的情况下，就该主动向皇帝上表辞官，让出权位给更年轻的官员发挥，而自己就该退居二线，不是说完全退隐，而是可以选择学习杜如晦、李靖或者苏宁，选择当一个教书先生，或者写写回忆录或者自己的经验之谈以遗后世，再或者就像苏宁一样游历天下，巡视天下，发挥余热，就算是离开了朝堂，也是可以发挥出作用的。
李靖杜如晦和苏宁的做法无意间为大唐的臣子们准备了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走。
苏宁并不知道自己的做法会给以后带来多大的影响，他只知道自己目前的做法是最合适的做法，他南下江南，渡过淮河长江，进入他曾经奋战过的地方，在这里他看到了薛仁贵曾经死战的河道，看到了曾经破敌的江岸之战，他抵达了庐江，在十多年前曾经大醉的周瑜墓碑前，再一次和已经作古的周都督把酒言欢，周都督遇到过明主，可惜明主离开的太早，继任的主子显然不具备容纳周瑜的胸襟和气魄。
苏宁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李世民，遇到了李承乾，李世民雄才大略是不容置疑的，胆气十足也是不可置疑的，纵使有错，可是大唐盛世一手由他打造也是不可置疑的，他没有杀功臣也是不可置疑的，他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魄驾驭群臣，在他的手下，功臣很好的善始善终，这在历代帝王中是极其少见的，定天下而大杀功臣几乎是一个定理，没有多少皇帝可以避免，李世民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
而他遇到了李世民，正如同周瑜遇到了孙策，而且苏宁的运气也很好，李世民没有早死，而他的继任者李承乾也不像孙权那样，城府太深，表面宽宏，内里气短；所以他可以活到现在，可以活得这样潇洒，甚至可以在私下里场合不对李承乾称臣，而依旧以幼年称呼相称，满朝文武大臣，仅他一人而已，他很感激这一家子，被改变过的一家子，总是他知道如果没有他，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他来到了当初居住过的府邸，见到了当初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人们，巡视了当初因为自己的政策而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因为土地政策而定居江南的江北人，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没有人欺压他们，没有人折磨他们，政策在这里很好的贯彻实施，大港口所带来的充裕资金为这里的建设发展带来了充足的资本，这里的人们的脸上，可以看到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对未来的期望。
有了对未来的期望，就有了未来。
苏宁继续南下，在梅岭关祭奠了当初南下开疆拓土的五十万秦兵，祭奠了为华夏开拓了这一片宝贵土地的秦始皇嬴政，亲手为之立碑做转，使后人不忘当初雄壮的五十万华夏秦军；不论他的其他所作所为如何，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不能一概而论，开拓岭南，移民百万，始皇帝之胸襟气魄，高瞻远瞩，不可谓不让人感到震撼，感到拜服。
转道古柴桑，苏宁意外地发现当初自己立下的那块碑的周围，已经有了很多人居住，这里的人们相信这块苏侯爷亲手书写的碑文可以保佑他们，所以以此为中心，南迁的难民们自动的居住在这里，开荒，种地，建造房屋，休养生息，州府官员自然愿意他们在这里开荒，增加县府，增加赋税，对于这里的人门要求将这个新的聚居地的县名取为“宁”的要求也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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