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诗年的日记暂停了很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纪录的事情，如果他每天都写，那估计不一样的只有日期，内容则千篇一律——六点起床，背英语作文，七点吃早餐，七点半背一个专业课的大知识点，八点半做中国文学史或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史的真题，十一点半自己改卷和纠正错误，下午一点吃午饭，饭后小憩一会，两点半刷英语真题，五点半自己改卷和改正错题，六点半吃晚餐、洗澡洗衣服，七点半看政治，九点半之后继续看专业书，十一点半休息。
这样的日子，每天都没有变化，重复到让他自己产生了时间静止的错觉。当他后来回忆起那段时间，也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能想起深夜时的困倦和初冬时凛冽的寒风。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要冷的早，他早早搬出了厚重的棉被，每天晚上钻进被子都有种要成仙的快感，而起床时却只要在心里问自己一遍还要不要去N大，就能破除一切阻力迅速掀开被子。
这些，全是没体验过就无法评论的经历。
阳台的玻璃缸逐渐落了灰，没有当初那样明净，诗年也不再花时间去那里孤芳自赏，而游知与的明信片依然每周如约而至。
他说，今年北京还没有下雪。
他说，我盼望着你能与我一起看北京明年的花。
他说，时间不多了，你要加油。
他说，N大的文学院在等你。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了好多好多，他每说一句时间就过去一周，诗年紧张到极点时甚至希望明信片不要来，这样他就能骗自己还有时间。
可事实是，没时间了。
考试来临那一周，游知与最后一张明信片被送到诗年手上——我等你的好消息。游知与的字苍劲有力，写在薄纸上能在背面摸到一片凸起，总让人觉得写久了定会很累，诗年面对着这熟悉的笔迹，只希望自己真能有好消息带给他。
一连阴雨了将近半个月的天空在那一周突然放晴了，诗年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些什么，他只是望向书架上那微微积灰的书，心里给它们道了个歉，并承诺它们，考完试的那天晚上就结束它们被冷落的日子。
知道诗年要二战的人并不多，但考前那天晚上，他依旧收到了许多祝福和鼓励的话语，万清的，诗华的，父母的，甚至是工作时认识的那几个小姐姐的，唯独没有游知与的。
他想起他高考那一年，大一的游知与特地请了两天假回来陪他，可如今周末的考研，他也没有回来了。
原来，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化的，不仅仅是年纪。
但他知道，游知与爱他，只是不再纵容他。
诗年所在的考场在学校一栋比较旧的教学楼，桌子的面积比较小，以前在这栋教学楼上课时大家还常吐槽它。但是到这时候，埋怨也不管用了，只能在试卷没发下来之前把东西整理好，尽可能多腾一点空间。
去年进考场签到时他特意瞄了一下，一共有五个人考N大的文学院，但今年，只有他一个。上一次的高分是真的吓退了很多人，却没有吓退他。
政治和英语一如既往没有出现问题，诗年只盼着第二天的中国文学史别出幺蛾子。他孤身走在身处寒冬而依旧郁郁葱葱的熟悉的校道上，一身轻松。
第二天他心平气和地走进考场，心如止水地打开他去年已经开过一次的装试卷的信封，毫无波澜地打开试卷——中国文学史终究是出幺蛾子了。
出了一道文献题。
中国文学史参考书上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年从没出过文献题，网上所给的参考书目从来没有过跟文献学有关的。
但诗年不知怎的竟然没有慌，也许是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缘故，他淡定地写上名字和准考证号，不紧不慢地从第一题开始往下写。那道文献题占了35分，其中有15分是填空，会就会，不会就不会，诗年全部放弃，剩下的20分都尽可能地瞎掰得像那么一回事，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分就是了。
因为这35分的关系，诗年必须尽可能在其他题目上多拿分，好在其他的题他都会，只是能写多少的问题。
他走出考场，面对着十二月末的阳光，心里竟然毫不担心——反正他不会的那道文献题，别人也一样不会。这么一想，竟然有点游知与的感觉。
如果他在，一定也会这么说的吧。
诗年微微一笑，用手机扫码骑了一辆共享自行车去吃午饭，回家眯一会之后准备下午最后一门考试。
下午的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史跟上午的中国文学史比起来好考很多，所有的题诗年都会，但是这些主观题多多少少会扣一些分，诗年也不甚在意，只要把自己会写的写上就好了。
这一年四门考试结束时，诗年并没有感受到如去年一般的躁动，无论是别人还是他自己，他只觉得极其平静，收拾东西出考场时只想着回家去读两页楚辞。
当后来诗年想起那天的情景，多少有些奇怪，他以为他会最想先给游知与打个电话，但是并没有，于是他明白，半年的独自生活已经让他学会和适应一个人的日子了，没有游知与，他不会死。
只是，就连简单的回去读两页楚辞的心愿都没法实现——诗年走出考场才几分钟，手机开机，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收到了万清的电话。这个话痨好像是专门卡着时间等自己似的，一点不差，诗年边跟他说话还边担心游知与会不会这时候打电话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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