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青出远门是家常便饭，旅行的事都是她在准备，不过陪我出远门是第一次，她也觉得挺好玩。
我给刘明耀打电话：“哥哥，借您的蔡姐姐一用，不介意吧？”
刘明耀好像正在喝水，听我说完一连串咳嗽，半天没缓过来。
“瞎说什么呀你……我，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呸！”我唾他，“你说你们家有棵樱桃树你小时候用斧子砍了它我都信，这个就是不信。”
“嘿嘿，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我和蔡青在16日晚上从沈阳动身，坐的是T235次特快列车。说是特快，到广州也要30多个小时——在96年，火车数次提速这种胡话我还没听什么人说过，不过90年代中期的火车服务态度很好，乘务员和蔼可亲。当然我绝对不会恶意揣测这是因为软卧车厢里的人都比较有钱这种可笑的缘故，我相信伟大的铁路工作者们——虽然中国的铁路特色就是晚点和黄牛票。
软卧车厢看起来也不比硬卧豪华多少，我和蔡青对视了一眼，无奈地摆好行李，开始说些闲话。我平时跟蔡青的交流甚少，可说的话题倒也算丰富。我不是个特别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但也绝对不会闷头不说话，除了对张小桐之外，对别人话也不少。
我最初对蔡青的认识来自于鲁薇的推荐，后来一直是隔着一个公司遥控，接触并不多。蔡青在某些地方上跟鲁薇很像，那就是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而且能把公司的事当自己事办，这也是她为何能迅速成为公司领头人之一的主要原因。
我很欣赏这种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理型人才的能力相差上没有太明显的标记，除非是周世昌那种敏感的天才，一般人与人之间比较起来，未必谁比谁差，看的就是认真不认真。
这也是我几年工作下来的一个粗浅结论，蔡青、鲁薇、刘明耀之所以能在我的指挥下发挥他们的能力，有现在这个成就，跟他们这些人认真做事的性格脱不了关系。
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的人是非常容易成功的，而一个连对自己之外的事都认真的人，通常没什么理由不成功。
敬业这种老生常谈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谈了，但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都不过时。
我跟蔡青开玩笑：“蔡姐，这种四人车厢让两人包下来，通常是三流通俗小说香艳情节的开端来着。”
蔡青灿然一笑：“怕什么？你给出的结局不是总能出人意料吗？”
“也都是意料之中吧。”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忽略了一些不可见因素，很像走钢丝。”
“不可见因素？”蔡青不明白我的意思。
“打个比方。蔡姐你知道现在咱们用的电脑键盘最初是给打字机设计的吗？”
蔡青点点头：“这个我知道。”
“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吗？”
“不知道。”
我从行李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给蔡青比划。
“以前的打字机，因为打字员速度太快，很容易卡住。所以键盘设计成让打字员尽可能不能快速打字的布局。但是因为某种不可见的因素，打字机键盘成为了电脑键盘，后来取代了正统键盘。”
“不是因为打字机的使用率高导致的吗？”
“有一部分原因，”我说，“单是正统键盘，那种能快速打字的键盘，从此不见了。VHS格式录像带也一样，当时RB市场上群雄并起，录像带格式为何只留下一种VHS的呢？这种不可见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蔡青有点明白我的意思了，微微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蔡姐，您知道顺时针的方向吧？”
“呵呵，当然知道。”
“那您知道以前的时钟也有逆时针方向的吗？虽然从功能和使用上来看，一点也不影响。”我说，，“但是最后历史选择了顺时针，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其作用，我们也不知道。”
我长叹一声：“所以，即使大方向上我们始终没犯什么错误，这些细节因素也不好说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变化，咱们就都吃了亏。”
蔡青笑道：“是非成败转头空不是你常挂在嘴边的么？怎么？看不开了？”
“看的开。”我扭头看火车窗外的郊野，偶尔一点灯光一掠而过,“看不开也不会这么不要脸地往前穷追猛打了。”
我和蔡青正说着，有人敲门。
蔡青起身去开门，门口站了一个看起来神情猥琐的中年妇女，手拿一台小的卡西欧手提电视：“要不要看片？10块钱一个小时。”
蔡青回头用眼神询问我的意思，我摇头：“不用，我们自己带了笔记本电脑。”
中年妇女不肯走：“电脑没电块，我这个有备用电池，能用10个小时。”
我跳下床，拉开随身带的旅行袋，亮出一兜子备用电池：“我们带了10块笔记本电脑备用电池，多谢关心了。”
中年妇女难以置信地看了旅行袋一眼，确定那确实是笔记本电脑的备用电池之后，悻悻走了。
蔡青关上门回来：“你还真带了这么多电池？”
我把笔记本电脑摆好，打开：“蔡姐你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10块备用电池在火车上玩笔记本电脑。”
“……等等，”蔡青说，“我记得你以前还说过有个愿望是坐在大城市的路边看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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