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可以为李鸿章做事，没道理不愿意为大明做事，因为他可是一个广东人，广東香山人。
唐廷枢以买办身份示人，但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买办了，在李鸿章拉拢他之后，他马上就辞去了怡和洋行首席买办的职务，赶赴天津为李鸿章做事。
显然如果是为钱的话，他犯不着离开洋行，席正甫家族自始至终就没脱离过买办行业，异常低调，那才是真正以闷声发大财为目的的。
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损失更大的其实是怡和洋行。
1863年成为洋行买办后，唐廷枢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如果没有他的推广，可以说怡和洋行的业绩，会失色不少。
但唐廷枢从来没有只为怡和洋行做事，他还为自己做事，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三家钱庄，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为怡和洋行做事谋生的小买办，更准确点说，他更像是怡和洋行的合作伙伴，之所以要挂一个买办的头衔，恐怕更多的是考虑到跟满清官府打交道更方便一些。
帮洋人开拓生意，也借助洋人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是这个时代买办阶层普遍的做法，唐廷枢也不例外，不过他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
能在李鸿章的召唤之下，马上抛开一切去帮李鸿章做事，绝不是他跟李鸿章是亲戚，只能说李鸿章身上有他想要的一些东西，这东西，不是钱，而是一些钱买不来的东西，比如权力，比如理念。
唐廷枢显然是有自己的理念的，他那套理念在大明无法实现，却有可能通过李鸿章做一番事业。
他的理念正是洋务派的观念，师夷长技以自强！有时候想象，洋务派官员其实真的很了不起，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文化下，竟然能够诞生出学习西方长技的想法，真的不容易。
相比之下，唐廷枢的思想包袱要小很多，因为他从没有受到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从小在香港的马礼逊教会学堂接受教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学习六年之后，进入香港殖民政府做翻译，1858年，他26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香港开办了两家当铺，之后开办棉花行经营棉花出口贸易，渐渐成为i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五年后就成了怡和洋行的买办。
这样的人，接受的西方教育，但却只是初级教育，没接受过中国教育，却是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因此身上必然带有中西结合的一种味道，思想上也必然受到中西双重影响。
在中国式微，洋人强大的情况下，难免就会想一个问题，中国比西洋差在了哪里？
不管想没想明白，但这种人肯定不会顽固的认为西学不如中学，最保守的也会认为各有所长。
唐廷枢就是这样的人，他既不排斥西方，也不蔑视东方，只想通过自己的实践，看能不能做些改变，所以他去帮李鸿章了，他做的不错，开平矿务局在他手里，比盛宣怀手里的轮船招商局不知道强了多少，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
但唐廷枢毕竟是一个广东人，他不是不想为家乡做点事，可是大明沿用的是另一个路子，办洋务并不需要他们这些买办，大明对买办的招募，之前一直限于洋务司，第一批外交人员主要都出自买办阶层，但唐廷枢也错过了，因为他在香港受教育的背景，不被大明官府信任，人家只要那些身家清白的买办，比如苏家的苏杰生。
所以唐廷枢从未想过有一天，他还能为大明官府效力，相比满清朝廷，大明官府显然更具有开放精神，前几年洋人一直都将大明称作远东文明化的标杆，这几年这个称号洋人送给了日本，他们认为大明西化的不彻底，远远不如日本的态度开放。
唐廷枢对日本没兴趣，但是跟满清相比，他觉得大明更有前途，又是他的家乡，尽管他身处的时代，很难让他将大明当作唯一的祖国，因为他成年之后，大明这个国家还没诞生呢，而他从幼弱长到成年，可一直都有着大清臣民的身份认同，大明的建立，很难让他一下子转过念头。
但他对大明并不排斥，不会像那些老牌官僚士大夫家族那样扭捏，既然大明建立了，那大明就是他现在的母国，这一点无可争议，但他也不会向年轻一代那样，心里只有大明，完全没有满清的概念，他同样也认为自己跟大清有关系。
这也是这个改朝换代还没彻底改过来的年代，大多数年纪横跨两个时代的人的心理。
所以他可以帮李鸿章给大清做事，但大明有召唤他也是义无反顾。
“唐先生，铁路公司的人员清册都在这里，总负责人叫胡大坚，顺德人，帮办叫陈轨，新安人。”
得到大明的召唤之后，唐廷枢很快就辞别了李鸿章，坐船南下，他不知道为什么大明突然邀请他担任铁路公司总理，但他很乐意接受这样一项挑战，铁路他早就不陌生了，读书的时候，洋人教师就教过他们，从小就知道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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