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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
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
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元初因书院师生誓死抵抗异族统治，书院被蒙古兵焚毁，但不到十年又得以重建起来。
到了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
成化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
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
自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直到今年八月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尹先民为首的官军献城投降，书院的师生却不愿从贼，奋起反抗，使得书院几乎毁于一旦。
这样一个传承千古书院，被毁掉了很可惜，但对秦牧来说，这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人才又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起的关键因素。人才培养是越早启动越好。
新兴的满清非度腐朽的蒙元可比，就算自己能顺利掌控江南半壁，但仍有可能与满清有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对抗过程。
占据北方的满清拥有地利优势，那么自己只能利用人和加以对抗，一进入僵持阶段，必定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来充实，在民生、科技等方面都领先满清一头。
放眼整个大明，不能说没有人才，但那样的人才秦牧不想用，甚至是不敢用，想想雄霸江南的东林党吧。
秦牧想在南京找个代言人都找不到，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江南有点名望的人几乎都和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但让东林党那帮货色进入自己的的势力内部，那也不用谈什么对抗满清了，直接跟着他们去做奴才吧。
东林党的人不能用，不是东林党的人才又成了珍稀动物，秦牧除了大海捞针之外，那就只有自己培养了。
秦牧看上岳麓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自正德二年，一代心学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后。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开创了心学这个学派。
心学虽然仍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其提倡格物至知，知行合一，秦牧认为光这一点就比朱程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天人合一’有用得多。
王守仁的心学不提倡空谈，而提倡自省、实践，知行合一。从实践在寻找事物内在的道理和规律，明白其中的道理后，还要“知行合一”。
在程朱理学泛滥的大明朝，心学无疑是秦牧比较能接受的学派，只要引进一些西方的学术理念，与心学相结合，就比较容易培养出自己需要的人才来。
司马安在来信中提到了人才的问题，并建议秦牧重修岳麓书院，秦牧从善如流，这不，第二天就带人奔岳麓山来了。
军队要抓紧训练，人才培养也要尽快启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行啊。
萧萧湘水边，岳麓书院原来的山长吴道行一身白衣，带着几名教授站在朱张渡旁恭候的着秦牧的到来。
吴道行，字见可，号嵝山，长沙人。今年八十四岁，走路已经要柱着拐杖，张献忠占领长沙期间，他逃入岳麓山中，一度打算绝食而死。
幸好没多久，秦牧又打了过来，恢复了“大明”的统治，他也就没死成。
“巡抚大人驾临岳麓书院，老朽已恭侯多时。”吴道行口气很平淡，站在渡口旁拱了拱手，连身子也懒得弯一下，一看便知满身都是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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