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三者当中，向战国大名转化的速度又有快慢之分，其中近江的浅井家最慢，越前的韩仓家居中，西国的大内家最好。为何如此断定，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近江的浅井家自是不需要多说，历史中在决定是否为了维护韩仓家的同盟而鸡蛋碰石头般地撕破与织田家的盟约的时候，作为家督而且心中也不太愿意撕毁与织田家盟约的浅井长政最终还是屈服在了重臣合议制的决议下，与织田信长对磕起来。这样的制度下，在家中，作为家督却是要完全服从重臣合议制的决定。
而越前的韩仓家。历史中第八代家督朝仓氏景的同母亲弟弟（也就是属于嫡系的亲属）在看相扑戏时，因为嫡系的关系而坐在了更好的看戏位置从而引起了出生呢更早但又因为是庶子而坐在不好位置看戏的朝仓景总的妒忌，然后被朝仓景总杀了。但是作为家督的朝仓氏景这个时候竟然却无法去追究朝仓景总罪责，因为在同族重臣合议制度中，他的三个族叔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威，于是故意唱反调了，在四人投票表决时，只占一票的朝仓氏景不得不放弃了处决朝仓景总这个杀人凶手的决定，甚至后来还不得不起用了这杀亲弟弟的仇人作为家臣。
像韩仓家的这种同族重臣合议制度，就比浅井家要好一点，起码权利都集中到家族族人的手上了，而不像浅井家一样，由不同的家族组成了一个同盟议会，而家督只是被推出来的没啥权利的盟主。至少在韩仓家中，家督的权利虽然受到了限制，但也一点的权利。只有重大事情以及涉及族内事情的时候才需要通过同族重臣合议来表决。
最后的大内家，此时同样也是实行类似于重臣合议这样的“评定众”会议制。大内家“评定众”组成，又涉及以三驾马车为主力，分别是陶家、内藤家和杉家。陶家本身就是大内氏同族，世袭周防守护代职位；内藤家呢，家督世代都是大内重臣，其中内藤兴盛把持了半个世纪的长门守护代职位；杉家，则替大内负责北九州的攻防。这三家并称“大内三家老”，地位极其尊荣，对外各自负责指挥一个方面军，对内一直担任评定众——要是有什么大事，家督说了可不一定算，得这三家一致赞同才行。
所以，在西国表面风光无比的大内家，实行的也是旧的重臣合议制，距离战国大名权力的一元化还差一点。当年出云远征，其实大内义隆内心也未必赞同，主要还是因为像陶隆房这样的重臣点头了，就半鼓动半挟持地把大内义隆给架上马车了。远征失败后，大内义隆对这样的“民主生活”感到厌倦和不满，自己又不好直接出面削弱这些家老的大权，便扔出了“文治派”这张牌。
文治派大多是大内义隆的侧近人，没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政治背景也单纯，比如相良武任就是从九州相良家跑来的外来户，让这些人当恶人，搞变法是最合适不过的。要是大内义隆这一次能够趁机对那些老臣削权成功，那么大内家就有机会赶上像武田家这样的家中管理制度了。
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内义隆处理得实在很不好啊。他搞改革，颇有点能撒出去却收不回来的味道。一方面，相良武任搞得风风火火，先是排挤武断派出权力中枢，到后来直接开始没收武断派的田产（比如此前相良家霸占陶家领地的事情）；另外一面，以陶隆房、内藤兴隆为首的武断派，恨不得杀相良武任而后快，整日是磨刀霍霍。就在这两派闹红眼时，本来是义隆最好的出面机会，他只要把两派喊来，脸一沉，“都闹什么闹，给我各打五十大板！”来个蚌鹤相争渔翁得利，乘机加强家督的威权，这才叫帝王学嘛。大内义隆可好，让相良武任出去得罪人时，拍着人家的背说：“大胆去办，实在不济还有我呢。”等到陶隆房他们把政良的岳父相良武任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倒赖在连歌会那儿，连个态都不表。
直到闹到最后是乌烟瘴气，相良武任哭着喊着：“这份工我不打了！”然后逃到筑前，这个时候才出面来调停一下。可是他调停的水平又不高啊。就像之前的相良家霸占陶家领地事件，大内义隆竟然想出了个联姻的和解办法。大哥啊，人家都已经上刺刀准备搏杀了，你反而跑来说“不要打啊，不要打，不如大家来做个亲家如何？”于是搏杀双方的杀气不但没有降低，甚至还陡然升高数百个百分点。
陶隆房他们呢，也渐渐对义隆拖泥带水以及赏罚不分明的暧昧态度越来越激愤。加上大内义隆天天办晚会，时不时又来个狩猎会什么的，领国内赋税极重（七公三民），是民怨沸腾上下离心——矛盾的箭头正悄然朝大内义隆身上靠拢。
在政良看来，大内义隆现在已经有点玩火自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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