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想到，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大学士倭仁等忙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开会，传达了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
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军机大臣文祥也传达了昨天面奉的两宫太后的懿旨：“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恭亲王骄盈各节，不能不降旨示惩，及惇亲王折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大秉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
两宫太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说什么“恐误正事”了，“均无成见”了，“一大秉公了，“非王不治”了。最后甚至指明下一步应如何办：“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就是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我照办就是。
听完文祥传达的懿旨后，户部侍郎吴廷栋当即发言，认为文祥传达的懿旨不实，倭仁也持这种看法。
这一下子，可就闹出笑话来了。
所谓的两宫太后实则是慈禧，她对军机大臣文祥等三大臣和对大学士倭仁等八大臣所口述的懿旨两相歧异，大相径庭。双方皆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是，争执不下。
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这下怎么办呢？
一干军机重臣在争论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道光帝第八子锺郡王。因为这两次召见，锺郡王都是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的。只有他一个人分别听到了两宫太后的两次口述懿旨，他成了难得的惟一的见证人。
双方都好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急不可耐地说：“好了锺王可以为我们作证！”
任谁也没想到，锺王却出语惊人：“你们所口述的懿旨都没错，这两次召见我听到的正是这些话！”
这是怎么回事？
一干军机重臣面面相觑，感到无所适从，议论纷纷一时竟拿不出个成形的意见，只好推迟到十四日再议。
慈禧两次召见大臣，所口述懿旨前后截然相反。这足以反映出慈禧对处理恭亲王奕的矛盾心理。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想得到王大臣的支持，因此一再召见。
慈禧一再召见军机大臣的目的何在？
窃揣两宫之意，衔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复用，中旨决然。徒以枢臣比留，亲藩疏请，骤易执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屡黜宗臣，又虑解天潢之体；攻讦出自庶僚，参治未明罪状，劫于启请，惭于改更，欲借大臣以镇众议。且王夙主和约，颇得夷情，万一戎狄生心，乘端要挟，朝无可倚，事实难图。故屡集诸臣审求廷辩，冀得公忠之佐，以绝二三之疑。
处治恭亲王奕是一件麻烦事，慈禧希望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这正是慈禧一再召见重臣的目的。
恭亲王此时的声望甚隆，又有多位外臣封疆为援助，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在不引发朝堂动乱的情况下将恭亲王拿下，事情可没那么简单！
结果之后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朝堂上利益相关的一干重臣无不牵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无论是想抱两宫太后的大腿，还是为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都纷纷发言对慈禧太后的举措议论纷纷。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有的大臣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事在朝堂引起极大争议。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醇亲王、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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