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吴可吓一跳，还以为恭亲王他们要商量洋务派的隐秘行动计划呢，原来又是大而化之的座谈会，各人纷纷发言大谈特谈搞洋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点实际的玩意都没有。
因为身份原因，旁听的吴可也被要求发言，他除了跟风难道还会说别的不成，别傻了在没弄清恭亲王他们几个的具体想法之前，还是老实低调点的好，免得不小心被人当了枪使还不自知。
当然他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无，通过旁听如此高级别的座谈会，他也弄清楚了眼前几位大佬搞洋务的决心，以及各自对洋务的认识和看法。
左宗棠就不必多说，他跟吴可共事了那么多年，又是整个大清最先一批换装洋枪洋炮的军事将官之一，眼下担任的闽浙总督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不少，对外洋事务十分了解和精通。
虽然他对搞洋务还没具体规划和措施，但隐隐也有了个大致轮廓和想法，至不济还有吴可在一边相助，想在福建兴起一阵洋务风潮根本不成问题。
李鸿章和恭亲王对洋务其实只是一知半解，他们说的话中都有很多逻辑错误和认知误区，当然吴可不会说出来扫兴就是。
让他大开眼界的是，这几位一边迫不及待的要大搞洋务，另一边又毫不犹豫的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
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
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
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
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
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当李鸿章将这些当笑资说给恭亲王和左宗棠时，两位大佬连连点头表示赞赏，认为李鸿章做得对就该这样。
吴可瞬间斯巴达了，感觉大千世界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就这还想搞洋务？
丫的自尊心未免也太过了点吧，不按人家的标准来做还使搞洋务吗，只不过弄出一个不中不西四不象的玩意吧？
当然他尊重每个人心中的原则和标准，不会指手画脚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成，总要通过实践才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到底成或是不成，有些东西不是靠嘴巴就能说服别人的。
吴可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此时的大清土著格格不入，所以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于异常的举动，能随波逐流就随波逐流，不能的话也得先找个理学家帮忙扯借口，在维护传统的光环下推动想要达成的目的，尽量避免因为理念上的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牵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不说还特吸引仇恨。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朝廷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
为此，李鸿章还特意向朝廷以及恭亲王声明，在坚持朝廷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大清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
而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朝廷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
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朝廷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大清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朝廷，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欣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对于朝廷如此排外的表现，吴可心中有不满也有钦佩，不满是因为朝廷因此错失不少发展机会，钦佩则是避免了列强过分插手大清内务，造成后世那种崇洋媚外的无奈局面。
虽说此时正是世界工业发展的兴盛期，每天世界各地都有新的发明已经新的技术出现，大清要不奋力猛追以后就只有吃灰的下场。但吴可也认为接纳外洋事务不能操之过急，口子可以慢慢开免得搞出一大堆措手不及的麻烦事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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