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一声杏儿豆腐，京味儿真美，我带着那童心，带着思念么再来一口大碗茶。--《前门情思大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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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早，我娘打来电话。一天之计在于晨，正是享受睡眠的好时候，却被电话吵醒。于是我很不爽地接了电话，问我娘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回答是：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忽然觉得有点忘本了，身在海外，应心系祖国才是。再者说来，早稻田一行20人要访问北京，人生地不熟，没个向导实在不便。
我作为连接中日学生的桥梁，理应尽一分力。回国的理由齐备，买了机票便飞回了中国。其实最真实的想法，还是想家了。
言归正传。
一下飞机，觉得嗓子眼有什么东西堵着，挺难受，做个深呼吸，干脆被呛得咳了出来。
一辆辆汽车飞驰过人行道，你争我抢，毫不减速，我战战兢兢地穿梭于飞车之中，终于从出站口到了停车场。一摸兜，庆幸钱包还在。
我的潜意识在说，到北京了，看好钱包。
尽管有强烈的束缚感，但毕竟是我的家。乘车在宽阔的高速路上飞驰，也是不错的感觉。进了三环，我不由得有了老王等到新宿时的感叹：楼真高啊，路真宽啊！
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叫了狐朋狗友吃饭，半年了，没吃过地道的中国菜。首选是北京有名的湘菜馆，菜色美味多样且便宜，深受北京人喜爱，据说是北京中低档餐饮连锁第三。
其炸臭干子甚为美味，以致我高考临头，郁闷万分时，以臭干解愁。现在吃臭干，还有些大战前的紧张与兴奋感。
只是觉得餐馆服务欠佳，按说这里的服务质量应该算不错的了，但因在日本，每天习惯了被人前点头后鞠躬，突然找不到做上帝的感觉，心里有点不悦。
服务员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点菜时爱搭不理的，好像我吃饭不给钱一样。粗暴地撕下一张菜单后扬长而去，且消失得无影无踪，叫八声也没人理睬。
朋友说我的呼叫太温柔，须吼叫才行，并亲自示范。深吸一口，气入丹田，对准口形，大吼一声，使声带的震动带起整个身体的共鸣：服-务-员！
这样，服务员才会闻声而至，有气无力地问有何需要。其实也怪不得服务员不热情，餐馆里太吵，不吼是听不见的。
我十分不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中餐馆都这么吵呢？在中国的一些西餐馆也不安静。这究竟是什么文化习惯？至今我都猜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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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便约了欧西，开始了怀旧之旅。我与欧西好书画，初中时便常去琉璃厂，那时年轻，安步当车，现在体力远不如以前，或者说好逸恶劳的思想大胜过从前，只能以车代步了。
古老的琉璃厂，200多年都没变，我不在的6个月自然也不会变。在荣宝斋和在上野美术馆看画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现代化的西洋式美术馆里，看水墨画总有些怪怪的。
当代日本人说的日本话有近一半是外来语，日本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混杂地，因此在卢浮宫看雪舟的作品，自然见怪不怪。
荣宝斋则不同，古香古色的建筑，营造出的便是儒雅气氛，驻足赏画，体会墨线的灵动，透过纸面感受到的是没有尽头的深远。也有些糊弄附庸风雅者的艳作，但和有意境的作品分开摆放。
我想，既保持艺术的高雅，也迎合一些大众品味，但绝不混杂，绝不降低老字号的品格，这便也是荣宝斋的过人之处吧。
琉璃厂西边的胡同深处，有一福宝斋，专营笔墨纸砚兼字画装裱。欧西的诸多涂鸦就是从这里变成作品的，按他的话说：一分画、二分印、七分裱。
店主人的女儿甚为可爱，伶牙俐齿，不让分毫。欧西却偏喜欢与她讨价还价，每次还颇有收获。
出了琉璃厂，自然是浒记老北京炸酱面。菊花茶、蒜香牛柳，再加一碗炸酱面，诚然让人愉快。店小二们高喊着来了您哪！，倒菜码时把盘子与碗碰得叮当作响，整个饭馆里透着一个热闹。
想起日本的拉面馆，8个人挤一张桌子，稍不留神就会被旁边的人碰到，溅一身面汤。菜量就更没法比了。日本的每一盘菜似乎都是经过丈量的，一碗面里放几片肉、几粒葱花，都有严格规定，连面条都是整100克，绝不差分毫。
在日本的中餐也吸收了日餐的这一特点，见人下菜碟，三个人点一盘咕老肉就上三块肉，四个人就是四块，五个人就得再付一盘的钱。还是京味美。
第三站，我们的中学，初、高中战斗了6年的地方。直到现在，被别人问起出身学校时，我依然回答中学的名字，尽管我的大学也十分有名，但总觉得中学校名更光荣。
这所学校的名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我们高考那年，全年级300人，一半上了清华北大，剩下的多是复旦、南开，再剩下的便是Y大之流了。
升学率100%，重点率93%，那一年，我的中学声明大震，以致我都不好意思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说，自己上了Y大日语系。
正放寒假，校园里没有人，正好便于我俩探访旧迹。
花园后面的小房子，是堆放运动器材的仓库，初二那年，我和欧西在校园里踢排球，被教导主任逮到，为了将功赎罪，我俩打扫器材室一个月，后来还因义务劳动受到表扬，评上了三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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