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二零五三年中期进行的战略调整，改变了整个大战的进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大陆战场成为了绝对的主战场。虽然在此期间，海洋战场上也打得如火如荼，还爆发了几次影响重大的海战与登陆战役，但是直到俄罗斯战败，海洋都只是次要战场。
对牧浩洋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不再考虑作战上的问题了。
让周渝生担任海军参谋长，就是牧浩洋“甩挑子”的做法，即让周渝生去负责海军作战的事情。
牧浩洋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必须解决、而且比作战还要重要的问题。
到二零五三年六月，第二阶段战争动员已经全面铺开。与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相比，第二阶段战争动员的重点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这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是国家机器已经全部围绕着军队进行，所以需要由军方来明确经济转型的重点，至少得由军方制订军事物资的生产规划。
事实上，这正是战争部长的主要职责。
所幸的是，这并非牧浩洋一个人的工作，不然就算把他累死，也搞不出什么名堂。
按照黄瀚林的要求，经济转型主要由战争部提出目标，然后与其他部门商议，根据具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制订能够实现的战争生产计划，再交给其他部门执行，由国务院总管生产工作。
也就是说，牧浩洋只需要提出要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变更生产要求。
结果就是，在六月份，牧浩洋几乎天天与其他部门的领导人开会，共同商讨具有实际价值的战争生产计划。
通过这份工作，牧浩洋对国家的战争潜力有了足够深入、全面的了解。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口总量是八亿七千六百万，统计误差在百分之一以内，即实际人口在八亿八千五百万到八亿六千七百万之间，可用劳动力为二亿七千万，战时动员后能达到三亿八千万。
客观的讲，这个比例并不高。
要知道，美国在人口只有七亿左右的情况下，战时动员后的可用劳动力达到了四亿二千万，比中国还多了四千万。
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即中国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才迎来生育高峰。
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渡过了人口老龄化时期，人口结构偏轻，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二十七。主要就是，在全球自然灾害之后，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了人口暴减现象，随后国家大力鼓励生育，在二零三八年之后迎来了生育高峰期，人口才恢复正增长。
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平缓。
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总体战略。
说白了，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仅看本国人口、特别是可用劳动力，中国的战争潜力不如美国。只是，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如果以十八岁为可用劳动力的下限，那么到二零五五年，中国的可用劳动力就能达到三亿九千五百万，而美国将减少到四亿零五百万。到二零五六年，中国将突破四亿，美国则将减少到四亿以内。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而是两个国家集团的战争。
东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高达二十四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西方同盟集团的人口总量只有十六亿，占全球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在可用劳动力上，东方同盟集团为十一亿三千万，西方同盟集团不到八亿。虽然东方同盟集团的社会平均生产效率不如西方同盟集团，但是在算上劳动力差距之后，东方同盟集团在扣除了必要劳动量之后，富余劳动量仍然超过了西方同盟集团。
也就是说，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欠缺，可以通过同盟集团补充。
事实上，在把生产效率算上之后，中国的社会劳动总量超过了美国。原因很简单：依靠更高效的能源系统，中国的社会劳动效率比美国高出了百分之十以上，因此社会劳动总量稍微超过美国。
当然，再把集团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根据国务院在二零五三年初做的统计，在不影响民众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让百分之六十的社会劳动量从事军事生产，并且在二零五五年底，即在战后兴建的大批聚变核电站投产之后，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如果实施战时管制措施，限制民众的日常消费量，则能在二零五五年年底之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社会劳动量用于军事生产，在二零五六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十。
显然，美国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准。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在维持民众基本生活水准不变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把社会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事生产，而在进行战争管制的情况下，美国的社会劳动力军事化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五。
除了生产效率，盟国起到的作用也很重要。
在东方同盟集团中，中国是绝对的核心，而且中国也是集团中唯一的发达工业国，其他成员国要么不是发达国家，要么不是真正的工业国。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在东方同盟集团中有极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各个国家都有对应的角色，比如印度是主要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国与输出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承担着劳务输出重任，东南亚国家则是主要的原料出产国，朝鲜主要承担服务性产业。也就是说，只要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体系没有遭到破坏，中国就能把大量耗费人力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集中有限的劳动力发展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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