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二月中旬后，《钢琴家》终于登陆了北美，就像瑞恩说的那样，电影没有举行首映式，只有不到五百家院线的规模，也不值得再花费数百万美元，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首映典礼。
这只是一部受众面有限的文艺片而已。
首映日的当晚，瑞恩自己买了两张票，带着遮面侠打扮的查理兹?塞隆，趁着夜色的掩护，走进了长滩一家影院的包厢。
“从院线到排挡都不理想。”坐下后，查理兹卸掉了自己的伪装。
他们的包厢在二楼，瑞恩看了看下面，上座率应该超过了一半，其中不少都是年轻人，明显是冲着自己才来看这部电影的。
但愿他们可以坚持的影片结束。
这是瑞恩真实的想法，尽管在他的强烈建议下，罗曼?波兰斯基对电影进行了压缩，但长度还是超过了两个小时，这样长时间沉闷而又冰冷的气氛，不知道下面的那些年轻人能坚持多久。
电影之所以会受到人的喜爱，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流的娱乐方式，它能带领观众体会完全不同的世界肯定是原因之一，而代入感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东西。
瑞恩饰演的斯皮尔曼虽然是男主角，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影片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描述着华沙犹太区里发生的种种不幸，用令人吃惊的客观笔触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真实情况，这种客观几乎到了近乎冷酷和精确的地步。
冷酷客观从影片开始到结束，始终贯穿在了其中，这会是影评人最欣赏的风格，这也是最影响观众代入的地方。
不能代入，则会严重影响观影效果。
查理兹?塞隆不是犹太裔，也对曾经的那段历史无感，她只会把她关注的目光投注在关心的人身上。
她想要的看的当然只有瑞恩饰演的钢琴家斯皮尔曼了。
1939年，钢琴家斯皮曼27岁，每天在波兰电台弹奏，二战爆发了，德军的炮弹袭中了电台，工作人员让他离开，他摇头，因为还没有弹完那首肖邦的钢琴曲。
面对种种困难，他决绝地说要死也死在家里，但在生存的压力面前，只能低头。
他和倾慕的对象在街上偶遇，想要约她，却无奈于现实，他已经不能进咖啡店、公园，甚至连街边的座位都不能碰，走路也要进水沟。
他被迫带上了大卫星袖章，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为了生计，只能贱卖掉伴随了他多年的伙伴——钢琴。
全家人被赶到几个高墙圈起来的犹太区，他只能顶着兄弟的讥讽和其他人异样的眼光，坐在餐馆里，为那些犹太人蛀虫们弹钢琴，换回一点点粮食，这与尊严无关，只是为了生存。
他无数次目睹德国人肆意的凌虐、屠杀犹太人，他用弹琴的手搬砖头，挖土豆，他一次次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低头，这也是为了生存。
经历千辛万苦的折磨，他逃离集中营，躲进华沙公寓废墟的断壁残垣，如老鼠般昼伏夜出不见天日。
为了活着，他喝着痰盂里已经浑浊的水，吃一切可以当作食物的东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只是为了顽强的活下去。
一个犹太钢琴师，为了生命，只能暂时放弃艺术，从社会核心逐渐到被隔绝被摒弃被歼灭，生命和尊严面对残酷的战争时，显得是那么的无奈。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过生命，没有放弃过希望，尽管希望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遥远。
有人害过他，也有人帮过他，这里面既有犹太人，又有波兰人，还有德国纳粹。
一名投靠了德国人的犹太奸，最后救了他一命，却不能掩饰他帮凶的身份。
查理兹忽然想到了因为瑞恩才提起兴趣看过的原著，明白了犹太人有好也有坏，波兰人有好也有坏，德国纳粹同样有好也有坏，人性立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电影在开场时似乎就预言了这样一个结局——当人类面临艺术与生命的选择时，不得不暂时放弃浪漫而选择实际——没有生命，从此便再不会有艺术。
艺术在战火面前显得羸弱而无助，如同寒风里最后一朵战栗着开放的玫瑰，虽然美丽依旧，但这份奄奄一息的羸弱美丽又能坚持多久呢？她想起了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比喻，战争与艺术，就像枪炮与玫瑰——即使在枪林弹雨中，玫瑰也能够瑟缩着盛开，可是盛开了，又能在炮火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多久呢？
最终，他重新坐回华沙电台，演奏乐曲，一切往如昨日。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查理兹?塞隆虽然是业内人士，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喜欢热闹的年轻人，缓慢的节奏和沉闷冰冷的风格，令她觉得这两个多小时竟然是如此的漫长。
幸好，影片中还有她喜欢的人，虽然其中消瘦单薄的样子，看起来很是让她担心，但他的牺牲确实换来了精湛的表演。
在这部电影中，他的表现真的无懈可击，把一个长期受到死亡威胁，承受恐惧压力的艺术家刻画的入木三分。
特别是有一段，他藏匿于华沙的街区中心，躲在房间里，他不能发出声音让人察觉房里有人，当他又一次因为饥饿而在房里寻找食物时，不小心敲破了一叠瓷盘子，盘子发出尖锐刺耳的破碎声，门口随即传来了激烈的拍门声，他由于恐怖而不断瑟瑟发抖，眼神里透出惊恐的神色，那种不知所措，那种魂飞破散，让人从心底里为他担心，不寒而栗，痛彻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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