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
“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这就是我在《反杜林论》中要表述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也好，历史唯物主义也好，它们本身并不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它们甚至不能当做必然会产生出正确理念的基础。一切都要靠实践！劳动创造人本身，就如中国的说法，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恩叔在党校里面讲述着他著名的《反杜林论》，提到了光复党一些政治口号的时候，恩叔觉得很滑稽。欧洲那些王国高喊“国王万岁”，那是制度的本份。中国在有皇帝的时候讲“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未免显得不伦不类。而更奇妙的是，中国劳动者们不仅觉得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还觉得自己头上应该有这么一位皇帝领导。
当然，作为党校聘请的教师，恩叔总不能在资历很浅的时候直接询问这个问题。而且光复党内部的思想上也的确让恩叔觉得有趣。这是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很奇怪的混合体，然而不得不讲的是，这是一个基于道德的体系。就如柏拉图讲述的“圣人王”的体系。
“我们中国是很注重道德的国家，虽然道德自有其阶级性，不过中国认同的道德还是比较倾向于劳苦大众。”韦泽曾经这么对恩叔说过，恩叔对此也颇为在意。
不管是韦泽当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者是韦泽声称他是与普通人平等的一位公民，又或者光复党公开宣传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恩叔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社会道德，或者说乡规民俗的影响力之大远超欧洲国家。光复党对旧有的封建制度实施了摧毁，并且建立起相当一部分新的制度与想法。那些尚且没有被摧毁的乡规民俗继续存在的同时，光复党建立起的新的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和想法就成为中国人民评价光复党政府的标准。
这种柔顺又无比坚韧顽强的模式让恩叔非常感慨，因为中国民众是真的相信皇帝韦泽要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和道德，这是他获得今天这样至高权力的对等代价。这种“权力和责任”对等的态度，的确比欧洲那种“上帝保佑国王”的传统要革命的多。
和往常一样，恩叔讲完课之后又解答了学员们的很多问题，直到下节课开始前，他才得以脱身。回到办公室，恩叔就拿起报纸看了起来。令恩叔遗憾的是，中国这边没有欧洲的大报。不过中国官方报纸的内容其实一点都不比那些欧洲大报逊色。至少在恩叔眼中，中国报纸传递的消息比那些欧洲报纸更重要。
头版头条《中央即将实施新的农业耕种计划》，恩叔只看到一半，目光就变得敏锐起来。他仔仔细细的把这篇文章看了三遍，才放下报纸。旁边的同志没想到恩叔居然如此认真，他拿起报纸浏览了一阵，实在是没看出来有啥问题。报纸上面讲，国家需要人民支持国家建设，呼吁人民群众到所在地的招收地报名，到收入更高的北方地区参加农垦工作。
在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大力强调了土地国有制的重要意义，同时对“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落后”时期诞生的宗族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抨击与反对，呼吁民众要跟着国家走，粉碎那些希望依托宗族继续榨取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族份子。
这些都是之前吆喝过很多次的东西，在一位光复党党员眼里并不陌生。皇帝韦泽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几十年如一日，即便谈不上耳朵听出茧子，至少也是耳熟能详。
无论是恩叔或者马叔都曾经是报纸上的战士，马叔曾经在报纸上抨击过俄国沙皇，导致沙皇的不满而遭到打击。所以对中国人在报纸方面的迟钝，恩叔非常不习惯。中国的局面和欧洲一比，欧洲无疑是大家挤在门缝窗户缝外面，想方设法的去获得一些有用的消息。而中国官方就是打开大门，把未来政策毫不迟疑的告诉给所有人。
所以怀着对中国人员的不爽，恩叔问了道：“小张，你不觉得这次全面的土地改革是个大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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