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强也是一位成熟的官员，也是位比较睿智的官员。他很清楚李晓宁话虽说的比较直接，不大好听，但是说的却是一点儿也不错。开发区这盘棋到目前来说确实是要走死了。但是他更加明白，这绝不仅仅是张辉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薛国平的问题，这里面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张玉强跟李晓宁不同，李晓宁从毕业之后就跟坐火箭似的，噌噌地就干到了正处级。他张玉强确实从村官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开发区区委书记这个副厅级的岗位上的。他的经历要比李晓宁丰富的多，所以他更加清楚这其中无可言告的悲哀了。
全国的官员们都在拼命的上马政绩工程，别说是张辉，换成任何一个干部，可能都会那么做。甚至包括李晓宁，谁又能说他当年搞的生态新区不存在政绩工程的影子呢？当然，李晓宁最让佩服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动用政府的钱，或者说是老百姓的钱，他都是通过拉赞助来实现理想。这就最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的风险，控制了城市的风险。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是李晓宁，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拉来几十甚至几百亿的资金的。可是每个官员还都能干出点儿成绩，那怎么办呢？只能动用政府财政，也就是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税收，政府财政不够了，那就利用政府的面子从银行借钱。这其实就是在赌博，成功了自己就捞到了上位的筹码，不成功，反正钱也不可能让自己一个人赔，顶多自己会被说成是能力不足。能力不足又不是原则性问题。所以，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会这么干。
归根到底，还是干部提拔体制的问题。多年来，“新官不理旧账”以成为当下一些领导干部的习惯动作，每到一处，总是喜欢重打锣鼓再开张，只顾个人乌纱帽和政绩工程，不顾百姓呼声，民众诉求，群众期盼；不顾民生问题、环保问题、幸福指数；不顾群众愿不愿意，只管上级满不满意。每到一处都打着GDP大旗，把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打理得有鼻有眼、有模有样。为了一己私利，大兴土木，刻意让GDP被增长，以求上级政府抑或中央能够给自己发金牌、打高分。久而久之，致使GDP变了形、走了样，也失去了民心。比如，有的地方政府，不管道路拥堵不拥堵，不问群众方便不方便，经常把路修好再挖，挖后再修；把大楼建了再炸，炸了再建。
现在全国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GDP增速位列全球第一，人人以此为傲，而这骄傲的背后却是以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对环境的大幅度污染，对土地无规划的开发和拍卖为代价的。
最后为这代价买单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水土流失，环境破坏，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地方的房子拆了又盖，盖了又拆，GDP也就跟着翻着番地往上涨，这后面却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卖地经济使得地价飞涨，许多老百姓毕生的收入可能还买不起一套房子，房价问题成为国家领导人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GDP要的是经济增长，而民生福利、社会事业及生态效益要的是财力投入。在GDP冲动下，很多地方官员都乐于将财政资金大量投放于吸引招商引资的面子工程与形象工程中。
实事求是地讲，官员追求GDP攀高和上级对基层实行GDP政绩考核，本身并无“原罪”。因为社会进步与民生福利改善都需要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撑，离开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错的到底是什么呢？错的是“GDP至上”的扭曲评价机制，错的是以牺牲土地、牺牲环境、牺牲法律、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的畸形GDP政绩冲动。在这种近乎狂热、丧失理智的GDP政绩追求与评价制度下，经济社会很难实现统筹协调科学发展，以至演绎出“带血的GDP”。
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张辉一上任就提出了国际工业园的构想，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这个构想，几乎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于是，国际工业园便顺利上马了。张辉自己吹嘘说，国际工业园的上马将使开发区的发展再次迈上新的台阶。
可是事实证明，开发区不但没有再上新台阶，反而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张辉的国际工业园其实就是一个噱头，根本没有科学的规划，除了一些在国外无处扎根的一些污染企业，像什么电镀公司，像什么化工公司，其他的高新科技企业根本就没被吸引过来。可是张辉却先把盘子铺了下去，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兴土木，可是前前后后投入了七百多个亿，一只真正的金凤凰也没吸引过来。
张玉强能够看到这些问题所在，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事实上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那就是李晓宁，所以在李晓宁回归滨海的问题上，他是出了大力气的。
薛国平同样也不是傻子，一开始他是赞成张辉搞国际工业园，因为他也要政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看出来了，张辉不但没给他造出一座金山来，反而给他挖了一个大坑。这种情况下，他也要补救，而李晓宁的能力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张玉强提出要把李晓宁重新调回来的时候，他立刻放下了“个人成见”，选择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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