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分寸谈判的卫挺生，却在谈判桌上，他并没有打算让步，后者说，让对方看出来，这是他在让步。为此，一向好学的卫挺生甚至请教了在上海的顾维钧。
在谈判桌上，顾维钧是一个高明的老师，绝对没错。
作为外交官，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长年担任外交官的顾维钧，在外交战线上的战斗经验，都是来自于同样和他一样，各国的精英外交官，而且还是强国的外交官。
处于弱势地位的顾维钧，想要为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即便是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在外交上的成功还是无法忽视的。
说他是民国第一外交官也不为过，有了好老师，当然需要好学生。卫挺生也不是浪得虚名胸无点墨之辈，他学贯中西，深厚的底蕴和基础，只要掌握了谈判中的一些技巧， 他在的谈判水平直线上升。这就体现在每次谈判结束后，在别墅里望眼欲穿的李厚基看到两个手下臊眉耷眼的样子，一股邪火顿时从胸口蔓延开来。
想来想去，李厚基觉得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羞辱，这让他的心头难以平静下来。
而他的面子，在上海滩，还不至于洋人出面帮衬他，那么唯一他能用的办法，及时利用帮派的势力，去威胁卫挺生，甚至站在他身后的王学谦。
显然是恨极了王学谦，自己的军队也是被王学谦的宁波守备旅，主力十不存一，自己诚意十足的开启谈判，对方却狮子大开口，都把他当成了冤大头，这口气，忍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来想去，李厚基决定另辟蹊径。
他在晚饭后，吩咐了一下他的侍卫，然后在别墅里谁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出门去了闸北。
对于李厚基来说，这等于是冒险。
因为闸北名义上是属于江苏省的管辖范围，隶属于卢永祥的管辖区域。要是让卢永祥的人知道李厚基在闸北出现，估计围追堵截的军警，能把街道都围困的水泄不通。
只不过，卢永祥眼下也没心思管上海的事，反而盯上了江北的齐夑元。于是乎，原本各方势力混杂的上海滩，在势力划分上就显得更加混乱了起来。
李厚基另辟蹊径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上海滩鱼龙混杂，现如今，连警察厅长徐国梁都已经逃跑了，这上海滩也就只有洋人和帮派的人说了算。
不过李厚基和上海青帮的高层往来不多，想到的是一个外来户，斧头帮。
斧头帮，其实说白了就是安徽帮，帮派成员大部分的来历都是码头上的工人。帮主倒是有些来历，安徽合肥人，王亚樵。
说起王亚樵这个人，出身于草根阶级，但是家里的日子也不是太苦，至少还能让他读书识字，而正因为这样的出身，他对恶霸地主有着一种无法磨灭的敌视和仇恨，尤其是军阀。一直以来，王亚樵苦思治世良策，终于在某一天，他明悟了。他决定把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和坏人都杀掉，当然首先应该杀掉那些他看不惯的军阀恶势力。如果说革命是一场流血牺牲的布道之路的话，他已经走在革命的道路上了。但是他的这条路有些歪。
至于王亚樵明悟的原因，有些意外。
早年的时候，王亚樵跟随孙中山，当然，要是有人问起孙中山，安徽的王亚樵，孙中山抬起眼珠子想半天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但王亚樵固执的以为，他是跟随了孙中山。
其实他这种做法，在帮派中，也没有什么。当年的天地会，就是在崇正皇帝的灵位前起誓言，说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豪言壮语。至于早在煤山上吊死的崇正皇帝，是否人这些大明最后的‘忠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王亚樵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那几年里，积极性很高，但是结果都好像不太好。他好像传染了孙中山的倒霉劲，前途未卜不说，还屡屡被通缉，时间长了，他也非常困惑，自己什么正经事都没干，光忙活着‘跑路’了。
草根阶层的王亚樵，根本不可能像‘国党’的高层人物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去日本避祸。他只能逃到上海。上海好啊，洋人的地盘，至少安徽的军阀是奈何不了他了，去年他又犯事了，逃到了上海。在上海无所事事的时候，接过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长的职务。
从字面上看，这个‘安徽旅沪同乡会’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个高大上的组织。反而处处透着落败，不重要，被轻视的感觉，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子寒酸气。连一个正经的会所都没有，连丐帮都又土地庙当道场，同乡会却像是一个地下组织，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却压根在上海滩找不到同乡会的办公地址。
相比‘皖商会馆’、‘徽商会馆’、‘盐商会馆’这些组织，雕梁画栋的门楼，九转幽静的回廊，院子是一间包着一间，进出的都是汽车美女，一个个光鲜亮丽。
反倒是同乡会，往来的都是打折布丁的苦哈哈。
同样是民间组织，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而‘安徽旅沪同乡会’正好是处于末流的九等。参加都是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穷苦老百姓，用后世的说法，就是农民工。
不过性格豪爽的王亚樵并不在意，在他的东奔西走之下，同乡会的成员很快突破了十万之数。这个数字，已经差不多和在上海滩混迹的青帮的总人数相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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