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泳和李鹤轩商议，交给阿合马的条陈中详细介绍了大汉的财税政策，着重讲了货币制度，让阿合马知道，保证随时足额收兑纸币、放出金银贵金属，是建立纸币信用的前提，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能自由、足额兑换金银的纸币，跟废纸有什么区别？并不因为盖了朝廷户部的大红印章，一张纸就变成了黄金白银。
事实上，早在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宋朝，人们就比威尼斯人荷兰人犹太人这些后世最精明的银行家，更早发现了纸币发行的基本准则，宁宗、理宗等朝，都曾用铜钱、银子大规模收兑发出的纸币会子；并且规定百姓纳税，能交一半的会子——这和现金银收兑纸币起同等作用。
但到了“灿烂辉煌”的大元皇朝，蒙古贵族和掌管财政的色目大臣，从来不是把发行货币当作国家长期稳定的财政政策，而是搞竭泽而渔的一锤子买卖：无限量发行纸币，尽量用纸币从民间收兑金银、铜钱、丝绸、粮食，能刮多少刮多少，不管修建宫殿、筹集大军粮饷还是赏赐蒙古那颜，朝廷只要没钱，就哗啦啦的印了纸币，到民间换东西。
没过多久，老百姓就不认中统钞了，这玩意形同废纸，各地官员却把弯刀架到他们脖子上，逼迫百姓收下废纸，同时抢走他们的财产——直到现在，百姓们都学会了如何藏匿自己那点可怜的铜钱、粮食，并且不断有税务官、色目总管莫名其妙的在下乡征税途中被割断了脖子，蒙元朝廷才在大汉金钞通行全国的刺激下，想起了恢复货币信用的问题。
马可.波罗曾经赞誉阿合马为“全蒙古帝国最聪明，懂得一切财物会计方法的首席财务大臣”，他当然明白保证兑付，对于货币信用的决定性作用，可中统钞如此之烂，首期新币只怕要一比一的准备金——显然，老百姓在拿到钞票的第一时刻就会把它兑换掉，到哪儿弄这么大一笔金银呢？
金泳的第二个条陈上，就是准备金的来源问题。江南的富商大族，只要及时投靠了蒙元，或者抱上了留梦炎、范文虎等汉奸的粗腿，在宋元交兵时就没受什么损害，反而因为卖身投敌，得到了异族赐给的“儒户”身份，得以减免赋税。
江南富庶，淮扬盐业、江西茶叶、景德镇瓷器、苏杭丝绸，都是天下最赚钱的行当，正好忽必烈以南人治南人，多任汉官治江南，大元朝的吏治，又为有史以来的最坏，战事一结束，富商们就和官员沉瀣一气上下其手，不知道捞了多少金银。
反正猪羊养肥了是要杀掉吃肉的，大元朝养的这群猪，也肥得该杀了，金泳建议阿合马以整肃吏治为名，把赃官、富商的家产一网打尽，就有了相当大的一笔本金。
当然，这笔本金还不足以让中统钞恢复信用，之后当在江南和汉国临近各城开贸易，从汉国买来玻璃、白酒、红糖、呢绒等商品，运到朝廷控制的漠北各部族贩卖，再收购羊毛、碱面、活牛羊、矿石等货物经京杭大运河南下，转手卖给汉国，一来一回就能赚上三倍的利润。
“大汉不是和我们大元互为敌国，连日征战不休吗？他们会和我们公开贸易？”当时，阿合马曾经提出这个问题。
“大汉皇帝暗弱，惟知工商牟利，国中纲常倒悬、商人权大，区区和李公子在汉国，颇有些门道……”
金泳的解释，让阿合马打消了一切疑虑，早听人传说汉皇为人宽厚，国中商人地位极高，若李公子和金先生在汉国势力极大，公开通商也不算什么稀奇。他以己度人，觉得若自己在汉国经商，也断断不会为了所谓的国仇，放弃大赚一笔的机会。
在阿合马、卢世荣这两个没有羞耻、没有民族、没有气节的人眼中，所有的商人都和他们一样，可以为了钱财抛弃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
于是，卢世荣下江南的第二个步骤开始了，他大批任用色目商人接替江南富商的贸易地位，并通过各种渠道和大汉联系，希望在交通便利的临安开双边贸易，同时承诺绝对保证汉商的人身安全。
本来就是大汉通过金泳提出的方案，现在从卢世荣嘴里转个弯提出，还能不同意吗？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方案，把利益最大化，把蒙元削弱得最狠。
兵部长侯德富第一个发言：“呵呵，这次整肃吏治，板子都打到了范文虎、留梦炎一脉的官员头上，卢世荣把贸易地点选在临安，未尝不有安慰范文虎的意思，范部将官都是江南大族子弟，这次他们就没有亲朋故旧、姻亲把兄的在卢世荣手上倒了霉？只怕难免要军心浮动！依我看，情报司可以和范的手下，比如以前就有联系的葛明辉等人接触一下，另外汉军也要早作准备，一旦有变，就直插两浙！”
文天祥点点头：“江南饱经战乱，常州等处全城被屠，若是这番能兵不血刃收复两浙，善莫大焉！只侯部长在出兵钓鱼城之前曾言道，西晋灭东吴、隋灭陈、宋灭南唐，皆取西蜀，出川东而临荆湖，荆湖一得则江南不战而下，如今塔出横在赣南，先下两浙须防他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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