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正因为它和其他时代之间格格不入的性质。
在易之心里，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无法理解他在被召见时那些微妙的心理。即使是如现在直接和皇族派系对立的顾斯，恐怕也是适应于许多事情的。弯曲脊背也好，谦恭过分也好。以为内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习以为常。数百数千年延续下来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时代所有人所习惯的。
可是易之终究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他或许没有如赵静章那样渊博的学识，也没有岳激流那样奋斗的意志。对于时局的判断和能够下的决心意志他都输给太多人，很多时候他的做派只能让人觉得有优柔寡断。但是正因为他见证过太多超越时代的东西，更是真切地从那个大明的许多人还为之奋斗的时代而来的，所以他终究和这个时代的人不同。
太多不同。
即使是以顾斯的想法，易之再自视甚高，面对朱鼎钧的作风也顶多是感到不愉快之类的，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次被召见中遭遇的事情，已经触及了易之的底线。
而底线是不可能再退的。
即使易之在文学上依旧坚持着走中间派，至少他从不认为汲取西方的优点和维持传统的精华有什么好冲突的地方。但是他的立场，却开始发生了转移。
绝大部分生活在和平年代并不真正缺少什么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弄不太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左还是右？奉行什么主义？他们或许会振振有词地表示我认为某某某是对的，并且列举对方的事迹一二三，并抨击另一位某某某，表示他即使曾光辉灿烂过，却也犯过多少多少的错误。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往往是凭借于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而且即使他们清楚这一点，也不会承认。反倒将一些不清楚来源的消息奉为圭臬一般，好像这样就能显得他们见识多而神通广大一样。
易之也曾经是这么一个人，即使是现在，他张口就能编出来十条八条所谓的“秘闻”，好像那些事情是真正发生的一样。他也曾经相信一些什么国外某政客表示要归还之类的消息，直到他开始自己思考国家利益和嘴炮是怎么回事。所以到了后来，他终于学会了抛开所有的网络上满天飞的什么档案信息，从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和切实可查的证据而非胡扯的东西出发，去判断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什么样的话。
而现在的现实是，在亲眼见证了许多事情，而确定了自己不可能接受一些东西之后，易之终于在大明，找到了自己的阵营。
他想要站在顾斯这一边。并不仅仅是因为顾斯之前“礼贤下士”一番，让他心里感觉还行。更是以为内在亲身体验了所谓的皇族的存在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之后，他自觉无法忍受封建制度这样程度的，理所当然的特权。他不愿意为了一种毫无根由的血统而屈膝，也不认为这样的模式真的能够让这个和他所真正爱着的那个国家无比相似的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所以他认为变革已经在眼前了。
在这一天之前，易之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认识，他只是模模糊糊地在写诗词的时候稍微偏向了现代诗一点，讲课的时候更趋向于新文学一点，《红楼梦》中更认同新生贵族一点。就这么一点一点，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基于自己的身份有那么一点想法，知道一点方向。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多。然而当他清楚地意识到了现实的情况之后，立场立刻就明显起来了。
而这之前，岳激流的兜头臭骂已经算是敲醒了他一次。
易之终于算是下了决定。他将要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他的想法和立场了。他终于有了自己想要坚持的道路，并且希望更多人走到这条道路上来。
但这种时候……却还是想起鲁迅先生那段关于铁屋的话。
“假如一见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对得起还是对不起，谁知道呢？鲁迅先生写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为浑浑噩噩而死或者因清醒而痛苦所挣扎。而他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担忧和为难。怕不被认可，怕自己的选择不是帮助，而令人更加难过。可是不管怎么怕，他都已经下了这个决定。静默地坐在自己桌子面前，易之苦笑着摇了摇头，打开钢笔笔帽，将刚才想起来的这一段话随手写在桌上的一张稿纸上，心里只觉沉重。
总有一种矛盾的悲哀，但有些事情，不管心里在想什么，总还是必须做的。
也难为，岳激流这样的人，竟然能够子啊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他的想法了。虽然易之并不赞同岳激流那过分的全盘西化的想法，但对于他的态度，多少还是佩服的。毕竟他是亲眼见过岳激流从收到的信里拆出刀片之类威胁的东西的。
易之自忖态度还算温和，应当不会被人寄这种东西才对。但谁也说不准这种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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