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士荣没想到周士相会特意征询他的意见，甚是激动。思虑片刻后提出了一个十二字方针，即“诛首恶、囚随从、迁诸生、释愚民”
汪士荣首先建议对抓捕的那些地主士绅，可分批交还地方，由地方察明其于伪清时期有无通敌行为，若有，则以汉奸罪名斩杀，其家直系男丁概以通敌罪论处。若无通敌行为，则由地方管束，命乡村监督，未经允许不得离家。
而对那些因为中举却得不到官做的读书人，汪士荣的建议是将这些人送到安南去，授予他们在安南的大小官职，如此既可让这些人为军帅府效力，又可得官做，还不让他们在国内发牢骚，历练些年总会出些人才。
至于官员，汪士荣的意见很明确，有唐王在，把人杀了肯定不好。但又不能不杀上一批，否则这帮人不知畏惧，下次有机会说不定还会添乱。故当将为首的官员交军情司处置，坐实他的通敌罪名，杀上一批，如此才能让余下的官员认清现状，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周士相听后觉得汪士荣的办法不错，命人找来张安，给他一份名单，让他往韶州去一趟，请大清的广东提督帮忙坐实闹事为首官员的通敌罪名。当然，如果军情司直接查出有官员暗中通敌，那自然不须多费手脚。
针对周士相所提出的会道门分子、土匪**细等问题，汪士荣又提出了一个整肃镇反计划。
按汪士荣的计划，镇反分三个阶段，今年即永历十三年七月至十月为第一阶段，在两广范围内进行内部肃反，清除地方官府内部不坚定的摇摆分子，重点是那些前清降官。同时在地方驻军和地方保安团队中也要开展清查，大规模发动百姓检举揭发那些暗中和清军、会道门分子有联系的官员。
第二阶段为十月至明年三月，届时由军帅府统一指挥各地，调集驻军、府县乡村保安队力量，集中力量打击土匪、奸细、汉奸及恶霸势力，定下包片包区负责制，对负责官员进行考核，同时在广东开始取缔帮、派、社、道等组织。
第三阶段则是明年三月以后，主要就是将广东所取得的经验向广西和湖南推广，将广东前两阶段的经验总结成册，好处要重点推广，不好的地方也要及时改进。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周士相听后，觉得这个办法和太平军在湘西剿匪的经验差不多，所区别是这一次加上了城镇中的会道门和恶霸势力，并且第一次在太平军的军政体系中开展自查自清。
“大帅，我以为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汉奸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杀个人头滚滚，如此才是乱世用重典。对于那些和这类人有勾结的官员，便是军中将领也要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绝不能留情。”
“首恶惯匪自是要统统杀了，从匪的和那些信徒帮派分子，捡些罪轻的充到各地农场铁矿，罪重的便发到安南去。远征军在安南取了两个地方，正好修筑两座新城，让这些人去，城建好后就留在那里。以后有重犯也可考虑送到安南去，免得浪费人力。”
周士相很满意汪士荣的方案，示意袁廓宇和管刑部的丁之相连夜起草一份上监国奏疏，名为《请肃地方安靖表》，以便能够获得唐王对地方整治的支持。
宋襄公对周士相突然要搞镇反，且在军内也要搞有些不解，周士相对他解释说，以前为什么不能大量镇压那些旧地主士绅残余势力和地方的反对派，不在军中清除不稳定分子，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两广人口有限，钱粮短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且一直在同清军殊死战斗，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
现在情况不同了，赵自强的远征军在安南取得大胜，制服了安南郑氏，得到了大量赔款和粮食，还能年年从安南得到人力输送，所以人口、钱粮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军事方面，太平军连续大胜，西南清军已被封锁，福建和江西的清军又构不成威胁，又建了三大野战军团，可以腾出手、调出兵马着手解决这件事。更加重要的是，难得有这次行宫闹事事件，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否则积弊下去没有好处。
宋襄公问为什么选择在马上北伐这个节骨眼开展内部镇反，周士相的回答是：“北伐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北伐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建村设乡的锣鼓、镇压汉奸、打击旧官僚、士绅势力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北伐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杀了一个旧官僚，再那里又杀了一帮道门分子，抓了一些帮派分子，到处闹，天下人就会觉得我们两广对地主士绅不友好，对读书人不友善，对百姓也不好，那后面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了....尤其我们这次北伐重点是夺取南都，占领江南，而江南的士绅最多，因此我们必须让天下人知道我们要杀的是通敌的士绅，是那些渔肉乡里，勾结土匪、道门祸害百姓的官员士绅，而不是知大义、识大体、亲百姓、明事理的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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