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说，而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在上海的带动下，江南地区则加速步入了近代化进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较江北地区都有了巨大的优势，南北发展差距日渐扩大，进一步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现象。
那么问题也来了，在近现代的上海，为什么苏北籍移民会遭到集体性的歧视？
大家都不说话，只安静地看着王国良往下说。
王国良接着分析。
首先，苏北移民多是由于天灾人祸逃离家乡的农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大多只能从事下层工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
其次，大量苏北移民的涌入，使得已经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和经济地位的江南移民感到了威胁，他们通过同乡互助机制不断巩固自身族群的经济地位，同时对苏北籍移民施以各种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较为卑微的经济层次上，甚至形同贱民，这成为了一百多年来各种苏北歧视的根源。
江南人作为近代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批移民，在上海率先取得了较为优越的经济地位。当数量庞大的苏北移民群体涌入之后，必将争夺相对有限的工作机会，挑战江南人的既得利益，生存竞争压力加剧。
在当时，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诸如员工招聘、经商结社等社会活动，基本都围绕同乡、同籍贯的人展开。为维护本族群的经济地位，江南人通过同乡互助机制不断巩固自身族群的经济地位，同时对苏北籍移民施以各种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较为卑微的经济层次。
长期操持下等职业，更加深了苏北人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形象，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遭到长期的污名化与歧视也就顺理成章了。
他说，要说江南人和苏北人之间交流有限，双方认知模糊，也无非就是谁也看不惯谁，应该也很难发展为根深蒂固的族群歧视。但历史的吊诡进程，却偏偏让这两个族群走到了一起。
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用一句并不过分的话讲，就是形同贱民。
出身先天劣势、被优势族群当做假想敌、经济地位提升无望、不良的族群刻板印象逐渐形成，这些种种不利因素环环相扣，最终叠加在一起，导致苏北移民群体在上海遭到江南人的长久歧视。
“苏北人在上海被边缘化首先体现在就业上。”王国良继续介绍。
除了长期操持所谓的下等职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北籍产业工人虽然也逐渐出现在上海早期的近现代工厂，但几乎在所有行业门类中，江南人或广东人都牢牢占据着报酬优厚、讲技术、有发展的岗位，艰苦繁重的岗位才交给苏北人。但是一旦爆发工人运动，哪怕组织者实际上大都是江南人，工厂主还是倾向于首先解雇苏北人。
比方讲，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
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
这些难民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没有一技之长。在上海，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只能从事黄包车夫、码头搬运工、工厂工人、小皮匠、环卫工、理发师、搓澡工等非技术性的工作，成为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
这些工作社会等级低下，收入微薄，本地人和江南人不愿意从事，大部分被苏北人承担，时间一长，就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歧视。
伯父插话：“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
王国良继续介绍，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
说不好听一点，即使是做妓女，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而苏北妓女作为最下等的人被叫做“野鸡”。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苏北人由于很少受过基本教育，因此普遍素质偏差，思想愚昧，文化水平落后，自然而然地受当地人和其他外来人，包括外国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吆喝着。
还因为出来讨生活的苏北人，普遍赤穷，聚集在城郊和苏州河以北地区，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甚至“滚地龙”中，俗称“苏北窟”。
所以，长久以来，在上海人眼里，苏北人好勇斗狠，“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的恶习依然难改。
这种看法虽然充满了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成见，但苏北人的诡诈却尽人皆知。现实中，欺下瞒上，喜欢大话空话放“卫星”，像母鸡那样为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撒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对人粗暴冷漠，尖酸刁钻，治安状况糟糕，不讲卫生等等这些现象，在如今的苏北人群中也确实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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