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所的领导得知奖金这个情况后认为，韩琨拿了钞票，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应依法予以制裁。
该所下令把韩琨调往车间劳动，作出“停发每月奖金”的决定；取消他晋升工程师的资格。同时，以所的名义向区人民检察院控告了他。检察院立案侦查后，向本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琨收受贿赂，构成受贿罪。
恐怕连韩琨也万万没想到，自己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竟有如此飞来横祸。
消息传开，激起强烈反响。
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星期天工程师”问题触及了社会的神经，马上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强烈震荡，震惊全国的“韩琨事件”就此发生，也让“星期日工程师”从地下转为地上。
从广义上说，这确实是一件‘冤假错案’。然而又与偶尔曝光的刑讯逼供、知法犯法、草菅人命的冤假错案有本质的区别。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人们不禁会感到如此平常的事怎么够得上轰动全国？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桩案件就是轰轰烈烈的发生了。
不仅发生，韩琨还因为蒙难被抄家面临起诉，知识分子失去“名节”顿感生不如死。犹豫的当口，他患病的妻子还在他之前去投江，幸亏被橡塑厂驻市区办事处的尾随人员拉了回来。
再来看“韩琨事件”发生时的背景：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崛起，这些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办企业的农民虽然精明大胆，但是缺乏技术怎么办？
他们迅速把目标对准了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周末或节假日把他们请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付给科技人员报酬。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大历史景观的“星期天工程师”现象。
“星期天工程师”在70年代末的出现，有效缓解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缺乏技术的严重问题。但马上遇到了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对这些外出“赚外快”的技术人员的行为非常恼火，它被视为是对人才部门或单位所有制的权力的挑战。
人才单位所有制的制度性阻碍马上显现出来，人才所在单位利用单位的人事权加以制止，一旦发现制止无效，他们就会借助司法的力量施压，因为司法机关依据的还是旧的法律法规，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被认定是受贿，这就导致许多“星期天工程师”遭遇被拘捕甚至判刑的厄运。
说到底，这次的“韩琨事件”，实际上还是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报酬的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时一大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橡塑厂决定一次性奖励韩琨总金额，以两年时间，效益上百万和个人所得奖励的区区3000多元，这样的比例用该厂工人的话说太不成比例了。
再者说，之所以做这样的奖励并非师出无名。钱桥公社党委和工业公司进行过认真研究，并参照当时劳动部门对科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搞第二职业实施津贴的有关规定，和当时国家对科研成果奖励条例，经集体讨论后才做出决定的。
据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其奖励中对妻子补贴部分，韩琨坚持不收，婉拒不成，存在了银行里，当时他就表态：“如果不合规章，如数退回。”而其他部分，韩琨收下了。
大伯吃下一口老酒，说道：“我还听说，这个韩琨在检察院立案的第二天，就把所谓的“赃款”近3000元现金送交给了检察院。”
“是的啊。我听老杨不知从哪里渠道得来的消息，这个韩琨其实其貌不扬，话语不多。他担任研究所助理工程师时已经40多了。假如不出这趟意外，他就会任劳任怨地干下去直到退休的。”
“但这意外还是发生了，他被所里作为犯罪分子从科研岗位“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王国良说道，“历史把这位诚实厚道的知识分子推到了风口浪尖，身不由己地‘名噪全国’。”
四人沉默，只有吃螃蟹吃老酒的声音。
“不说了。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状况，现在既然上面有政策，我们就停下来好了。”过一会儿，王国良笑了笑，说道，“我再给你们讲一件这次从江阴回来路上发生的事情。”
原来这一次王国良和杨工两人乘小车从江阴赶回上海，行至张家港的一个小镇，汽车油箱坏了。他们只好出示工作证向路边一家社办小厂求援。
非常意外地是，这家厂里得知他们俩是“星期日工程师”，二话没说，立刻借给汽油，还留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席间反复陈情：“以后可要多来多往！”陌路人顿成知心好友。
“不像刚才说的那位韩琨工程师，我倒是觉得阿拉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能在乡下受到如此青睐，我和老杨当时心情格外舒畅的。”王国良说道。
“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去服务的这家造船厂，虽然条件简陋，但是他们仍然想方设法腾出最好的房间，尽量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王国良问：“那我就要问一句了，他们什么要对我们‘星期日工程师’好，你们晓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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