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这几十万纺织下岗职工出路何在？
当时上海的政策，叫做“调整无情，有情操作”。
去年的10月7日，纺织“劳动力置换分公司”宣布成立，专门管理、安置“富余职工”，帮助下岗工人介绍工作、并且为她们做心理咨询。
紧接着，各个国有纺织工厂就设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开始登记下岗的员工。
很快，上海人社局等六部门“意见”下发，鼓励各企业、全社会吸纳纺织下岗的富余劳动力。市领导也说‘要流泪了’，要求‘没有政策要创造政策’。”
这时候的下岗这件事情，针对的主要还是纺织厂的一线工人，产业淘汰。
不过，下岗并不等于开除。原则上讲，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当时上海的政策，主要有这样三条：
年龄大的，或者是接近退休的，就买断工龄，等待退休；
年龄小的，劳动关系就挂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给你交社保，自己去找工作。这些被称为“协保人员”；
还也有的“一次性交满社保”。特事特办，当时的政策是可以提前交社保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国企，对待下岗员工，相当于把以后的工资打折，提前支付。总体来讲，其实当时上海下岗政策其实还算说得过去。
至于买断工龄，当时给的方案主要是两个，一是分房；二是给钱。
但是，不管怎样和如何安置，转岗给每个人带来的都是阵痛。
而且，这种阵痛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国家有阵痛，老百姓也有阵痛。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下岗转岗，它改变了很多的人生观、价值观。
有材料总结当时纺织富余人员的特点：年龄偏大，职工平均年龄超过38岁，36—45岁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职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为“老三届”，技能单一、技术平平的操作工占38.78%，简单劳动的辅助工占44.54%，技术通用性弱，离开纺织别无专长……
可以这么说，很多的纺织工人除了手上的工作，几乎无任何一技之长。
另外，那时候社会上也没有职介所，更没有现在多种多样的找工作的办法。
但要改变习惯和观念，对这些纺织工人来说却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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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纺织女工，组织了一个‘永昌女子管弦乐队’。在此之前，她们连五线谱都不识。40来岁了却开始学吹打，每天都练到嘴吹肿，头吹晕。演出服装买不起，就去拉赞助。她们当时还管这个叫“化缘”。
也有女工下岗第二天，就去了十六铺码头批一点葱姜蒜，跟居委会阿姨打个招呼就到小菜场外面，开始学着摆摊位。
甚至还有工人，厂子关了仍然每天去工厂报到。她只说，我生是纺织厂的人，死也是纺织厂的鬼。工厂关停后，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再讲一个特殊的案例。
九三年，杨浦区有一对夫妻双下岗，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的时候，还不懂事的小小女儿哭着要吃肉。母亲把所有的钱买了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拌了老鼠药，给女儿吃了。女儿死了以后，夫妻一起上吊了。
这一家绝户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久上海就出台了夫妻双方只能下岗一个的铁政策。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上海人头上，也是一座可以压死人的大山。
是的，好多年以后，很多人才真正的明白，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会打。
去年10月，市纺织局召开“再就业工程恳谈会”，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市劳动局和市社保局、市国资办、市经委的有关领导出席。会上一致同意将纺织再就业工程作为试点，提供岗位、机会、信息、服务。
这也为“空嫂”的诞生埋下伏笔。
当时上海有个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就是讲再就业这件事的。
这部由上海曲艺剧团的一代名角周柏春，姚慕双，林燕玉，童双春，翁双杰，李青老师等排演的滑稽戏，剧情大致是这样：
蒋大毛、蒋二毛兄弟是待业青年，常苦闷地在路灯下访惶，被人讥讽为“宝贝”。后来经街道干部帮助，决定开设修车站自谋生计。因恐技术不精，把从父亲蒋阿佳处骗借来两用车进行拆装训练，不料拆散后无法装拢。蒋父原为“小业主”，对儿子搞个体经营心有余悸，遂将大毛关押在家，使其恋爱亦遭波折。后得区长暗中支持，兄弟俩终于真正成了有利于社会的宝贝。
这部滑稽戏之所以能够在上海长期连续演出，正说明当时社会上从上至下，鼓励老百姓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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