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他们婚姻观念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新旧时代的交叉口，因为社会身份及主要生活的场所不同，故对当时新生观念的接受存在差异。
窦娥儿时便受父亲的影响，接受过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离开父亲后，来到蔡婆婆家做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童养媳，丈夫去世后，她一直在家照顾蔡婆婆的生活，因而她的生活圈子非常封闭。当蔡婆婆跟她说起改嫁的事以及张老父子入住她家后，她反复强调，要蔡婆婆注意街坊邻里的言论，“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非亲非眷，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议”，“有一等妇女每相随，并不说家克计，则打听些闲是非；说一会儿不明白打凤的机关，使了些调虚嚣捞龙的见识”，可见，她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人群，基本上都是与她一样深受传统影响的人。
但其他三位当事人却跟她不一样。如蔡婆婆，是位高利贷者，这种职业注定她需要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群打交道，作品中她放贷的对象既有书生也有医生等。而张老父子，据学者们考证，他们的身份为游民，是元代社会极特殊的人群，战争期间，他们会受雇于朝廷到前线打仗，和平时期则散落到各处。统治者为了安抚他们，会给他们一些特权，因而他们在当时社会横行霸道，严重骚扰到当时的社会治安。这些人常常居无定所，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所以这三位当事人与外界有着广泛交流与接触，对于当时新生的观念自然容易接触到并接受。结合蒙古人的习俗及元初的社会状况，我们知道，在蒙古人的习俗里，赘婚是极常见的婚姻类型，男子并非是因为经济贫困才去选择，赘婿身份并不会降低男子的社会地位，蒙古贵族甚至帝王都有过做赘婿的经历，而改嫁在蒙古人那里也不会受到歧视。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这些新观念自然会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引起中原人的效仿，比如作品中的蔡婆婆与张老父子等这类在社会上极为活跃的人群。
由于他们在婚姻观念上各执一方，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最初因为蔡婆婆从中斡旋而有所缓和，但最终还是爆发了，张老的死、窦娥的蒙冤被斩均是它所引发的直接结果。由于在当时社会，改嫁与招赘之风极为常见，法官听到张驴儿反驳窦娥道“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便依据常理，轻易地相信了张驴儿。窦娥的被斩，表明元初新的婚姻观念暂时占据了上风。窦娥三桩誓言的实现以及最终由朝廷权力的最高代表同时也是自己父亲的窦天章所平反昭雪，又表明在当时的底层社会百姓心中，传统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作品写窦娥三桩誓言的实现，以及死后鬼魂仍在活动，均是浪漫主义手法，其意义在于表达众多如窦娥一样的底层百姓内心对于传统观念的执着与坚守。关汉卿本人对此亦持有同样的立场，这可以从他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代表不同观念的人物形象上看出来。作为传统观念的代表，窦娥是善良的、勇敢的，其形象是正面的、光辉的。作为新观念的代表，张驴儿是暴力的、阴谋的，其形象是反面的、卑劣的，作品直言他“好色荒淫漏面贼”，认为“那厮乱纲常当合败”。
以上是对窦娥蒙冤被斩悲剧成因的多种解释。相信，随着人们对作品的不断深入，答案还会不断地推陈出新。经典就是这样，历代读者都会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个人的生命遭遇，不断对之进行思考、探讨，而读者的热情参与使经典的价值得以不断地被叠加。
三、当代价值
随着古典戏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汉卿以及其代表作品《窦娥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价值不断地被挖掘和凸现。最初给予它高度评价的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将《窦娥冤》放入到世界戏剧之林中进行对比审视，认为它是一部悲剧，可以与西方悲剧的经典作品相媲美，毫不逊色。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是抒情艺术——诗歌，其辉煌的历史几乎妇孺皆知，如经孔子删定的《诗经》、想象绚烂的楚辞、返璞归真抒写真性情的陶渊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出入于儒释道三家的苏轼以及留存诗篇数量极丰的陆游等，所以中国又常常被誉为诗歌的国度。西方的文学传统却不同，最具代表性的是叙事艺术——戏剧，其中尤以悲剧成就最高。在西方漫长的戏剧历史上，涌现过众多卓越的悲剧大师以及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大家熟悉的如古希腊三大悲剧等。基于这样的东西方文学发展状况，王国维独具慧眼，发现了《窦娥冤》乃是一部杰出的悲剧。此后，不少学者紧随王国维之后，对《窦娥冤》的悲剧艺术进行了更加缜密深入的探讨。所以《窦娥冤》可以让我们以新的视角深入理解悲剧的本质及价值，了解中国戏曲的特点以及东西方戏剧艺术的异同，提高民族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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