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悠久，文化璀璨夺目，艺术精彩纷呈。在迷人的艺术之苑，有一朵异常独特的奇葩，它就是戏曲。所谓戏曲，就是以歌舞来表演故事，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泛称。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既涉及到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又涉及到时间艺术的诗歌、音乐、舞蹈等。因而它起源悠远。
戏曲虽然不是直接起源于歌舞，却与歌舞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歌舞。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在劳动中出于模仿的天性创造了歌舞。《尚书·舜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讲的都是原始人扮演成各种动物，以此再现他们狩猎的场景，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的快乐。在原始社会，歌舞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被运用到各种仪式和节庆等场合。到了奴隶社会，歌舞更多地被奴隶主们所占有，替他们歌功颂德，满足他们声色之乐的需求。如大禹治水后，立刻命皋陶作《九成》，来彰显他的伟大功绩，此举为后世效仿。夏启朝造《九招》、商汤朝造《大濩》、周朝有《大武》等。奴隶社会歌舞活动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歌舞表演的队伍构成。
在原始社会，起初全体部落成员都是歌舞的表演者，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专门的歌舞表演阶层——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巫”解释道：“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可见巫是用歌舞的方式来进行鬼神与人的沟通，并代表上天对人类示喻。巫阶层的产生与原始社会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弱，因而对自然、图腾和祖先产生强烈的敬畏之心和狂烈的崇拜之情密切相关。在奴隶社会，巫是非常活跃的阶层。如商代人好鬼，巫风在宫廷与民间都很兴盛，《尚书·商书·伊训》：“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周代虽然因为礼乐文化的兴盛，巫风稍有式微，但在当时南方的民间，它仍然很兴盛，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楚越两地的巫风又再度兴盛。据相关专家考证，中国早期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巫师，他所创作的《九歌》实际上就是为了楚怀王祀鬼神而将民间巫舞的歌词加以修改而成。除了《九歌》外，《诗经·陈风》中亦有诸多关于当时巫风盛行的记载。奴隶社会，专门从事歌舞表演的除了巫以外，还有俳优。俳优的产生很早，根据传说，夏桀时代就有了。刘向《古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喜》：“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戏，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关于俳优活动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起周幽王时，有“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解释道：“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可见此时俳优已经在宫廷里活跃了。中国早期最着名的俳优有两位，均是春秋时人。一位是优施，他的事迹主要见于《国语·晋语》。当时晋献公夫人骊姬得到晋献公的默许，打算杀死太子申生以立自己儿子奚齐为太子，她非常担心大臣里克不支持，于是向优施求计。优施欣然同意，最终在酒宴上用歌舞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里克。另一位是优孟，他的事迹见于《史记·滑稽列传》。这则史料讲的是楚国宰相孙叔敖生前对优孟很好，临死前嘱咐儿子如果将来贫困了就向优孟求助。后来情况果然如此。优孟答应帮助孙叔敖的儿子，他用了一年多时间模仿孙叔敖的言行举止，最后在楚王面前出现时，楚王以为是孙叔敖再世，要封他为宰相，结果被他拒绝了。优孟乘机向楚王进谏，要楚王善待孙叔敖的儿子。楚王最终给孙叔敖儿子封赠了田地与奴隶。
由于巫隶属于官，职能是娱神，而俳优隶属于奴隶，职能是娱人，故俳优实际上是中国最早从事歌舞的职业演员。
到了汉代，由于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同时儒家思想强调用音乐来教化民心，帮助帝王考察治政效果，所以帝王和朝廷都极为重视“制礼作乐”。这反而束缚了音乐的发展。受其影响，宫廷音乐走向了僵化与教条，失去了音乐应有的活力。但是民间音乐却因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扩大，走向了繁荣。同时随着汉帝国声威的不断扩大和对外交流的增多，外国音乐也纷纷涌进国门。
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要，宫廷和京城大量地引进民间音乐与外国音乐，这使得汉代娱乐活动异常热闹。汉代人将种类繁多的歌舞统称之为“百戏”。“百戏”的实质与汉以前的“散乐”相同。所谓“散乐”，其功能主要用于娱乐，与宫廷中用于祭礼与典礼等大型的乐舞相对，无论在音乐篇制上还是在表演规模上都相对较小，它早在周代就被纳入到当时的礼乐制度中，《周礼》：“旄人教舞散乐。”
汉代百戏以杂技和幻术为主，伴有音乐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称之为“总会仙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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