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毅怒声喝道：“别他妈的转移视线，说罢，我该怎么收拾你们？”
一个战士拉着李刚毅走到化妆台的镜子面前：“新郎官，你这头狼把它吃掉了，嘴上还有血呢。”
李刚毅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嘴的四周真的有鲜红的口红在。他左右开弓踢翻偷听洞房的俏皮鬼，用手提着扔出门外：“奶奶的！老子的好事儿都让你们搅黄了！”
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已不再是蒋最担心的事了。相反，两个国内问题成了他注意的中心：汪精卫和共党。
共党是个更让蒋头疼的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政策，共党在两百人的国民参政会议中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个委员会是蒋1938年4月建立的战时最高决策机构。
在这一段时间里，蒋容忍了共党，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影响到苏联给予中央政府的援助。如果说哪个党派没有私心，世人谁也不会相信。
汪精卫在上海公开声明与日合作，顿时间准备刺杀行动的竟有好几派人马到来。戴笠的军统、陈果夫的中统、共党的地下组织和柴永波命令李刚毅行动。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遭遇“军统”特工暗杀,居然能够大难不死，并不是他够幸运。以“军统”的暗杀手段，又里应外合地摸准了汪精卫的住处后，竟走错房间，错杀了他人？戴笠后来亲自赴河内直接指挥了三次暗杀。竟接二连三失手，岂不笑话！
其实，出于对《重光堂协议》中的撤军条款特感兴趣，蒋说什么也不会杀死汪精卫。汪精卫的“和平救国”，或许能够拖延日寇从正面战场的疯狂进攻。
谁知汪精卫来到河内后，日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忽然删除了《重光堂协议》中撤军承诺。原来，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一个中国人“缓兵之计”的圈套，便立即改变了主意。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呆了三个多月，与其说他对日本人的出尔反尔而恼怒，不如说是优柔寡断的他还在犹豫不决。汪精卫不是不清楚脱离国民政府另搞的“和平救国”之路，有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停在河内仍以“最后一线希望”期待充当国党名正言顺的“和平天使”与日本人周旋。
所以，汪精卫又是通告，又是通电。他了解蒋虽然声言“抗战到底”，内心却走在“战”与“和”的平衡木上。蒋也清楚国内的主战派在国内、党内、军内均占上风。如果公开附从主和派，他就很有可能重蹈“西安事变”的覆辙，而且结果会更惨，或被杀或下台。
如果蒋下台，刚刚纠合起来的各路军阀必然重新拥兵自重，全国又会变成“一盆散沙”。连苏联斯大林和共党也不得不承认，全国抗日的主心骨非蒋莫属。
应该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蒋是当时无人可取代的民族英雄！蒋公开宣布将汪精卫撤销职务、开除出党并予以追杀，一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否则就会动摇因抗战凝聚而来之不易的民心。
二是催促汪精卫离开河内，继续“和平救国”之行。当蒋看到日政府收回“撤军”承诺后，知道汪精卫的“和平计划”走入了死胡同，只有让他“前赴后继”才有转机。于是，蒋让外交部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代表国民政府和任何人谈判和平。”实际上是暗示汪精卫：没有日的撤军日期，你就谁也代表不了！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的几个月里，日政府不但收回撤军的许诺，对汪精卫也很冷淡。重要原因是日政府早有对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战略打算。在华北扶持了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人只是让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仅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汪精卫不接受，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汪精卫身居国党第二把手，要的是另立中央；二是汪精卫出走后竟没有一个省份呼应他的“和平计划”，连云南龙云当初表示的支持也只是哄骗他而已。
当河内连续发生了暗杀汪精卫的事件后，日政府觉得有点问心有愧，才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并护送其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秘密飞往东京，向日政府递交成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建议。日最高层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的激烈争论，达成统一意见，拟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一、中央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二、新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建立调整外交关系；三、中央政府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新婚蜜月的李刚毅派人进入法租界侦查，却意外的和国共双方特工差一点交火。柴永波接到电报后，对李刚毅指示：“利用青帮获得情报，刺杀必须保证一击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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