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的尸体在我的眼前产生一种难以描述的变化，这种变形并非在已知范围内的物性的质变和形变，感觉上也不是从意识层面来说的异变。尸体在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东西，也不是用常识可以辨识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诡异无比，好似从“比利”这个存在的深层内部，有什么东西被啃食了，只留下一个空壳。我直觉知道，比利彻底死了，无论是在病院现实的角度还是在末日幻境的角度，这种死亡都相当彻底，尽管不知道从其他角度进行观测，是否也会呈现出这种死亡的味道，但至少在我的观测和认知范围内，比利的死是十分彻底的，无可挽回的，哪怕再有下一轮的末日幻境，他也不会出现了。
综合我在意识行走时所看到的景象，我只能认为是“江”吃掉了“比利”。不过，无论是我的认知还是直觉，都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毕竟，我在意识态的世界里所观测到的，仅仅是那诡异的血红色“吃”掉了银色子弹而已。我对当前比利的变化的认知，完全是根据那些所能观测到的细节，加以猜测，最终得出一个似乎有点儿逻辑的结论，但从我过去的经验来说，这个无法证明的结论有时是相当不靠谱的。
无论如何，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再去考虑比利的事情。面对面的对手——并非是敌人，我从来都没有把这些老朋友当成敌人，哪怕我们在认知、想法和行为上，都站在对立面——就只剩下锉刀一个。排除荣格、锉刀和比利，当然还有其他“老朋友”处在四周，令我庆幸的是，他们全都不是仪式执行者，硬要说的话，他们的情况在我的认知中，更像是辅助者和观察者，或许在火炬之光早已预料到的来敌面前，更会充当防卫者，就如同锉刀和比利这般针对我一样。
无论是辅助仪式进行，还是观察仪式进度，乃至于为仪式添砖加瓦或遏制来敌，都远比成为仪式的执行者或者变成活祭品更好——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哪怕比利在我的面前彻底“死”去，被掏空了内在，连外壳都已经变形，但是，从我的计划角度，从我制定那个计划的源头想法来说，一旦我的计划成功，这些人仍旧有“复苏”的希望。
无论是火炬之光的偏差仪式还是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最终的结果都定然会招来无法想象的令人惊骇的东西，硬要说两个结果之间哪个好哪个坏，理性上实际并没有差别，全都是让人绝望的结果，只不过，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最终产生的结果，多少还算是“熟悉”的，哪怕这种“熟悉”只是一种错觉，觉得似乎可以想象也只是一种错觉，也远比火炬之光那无比陌生的无法想象的结果更让人有一种倾向性。正是这种倾向性，才让我决定打击偏差仪式，甚至于宁愿让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取代它。
而比起这两种仪式更好的，当然是来自我自身的手段。我始终认为，无论是由我亲手杀死他们，还是“江”吞噬掉他们，都绝对是更有希望的结局。以我自身此时的存在性为例，尽管从我的观测角度而言，被“江”杀死同样是一种彻底的死亡，但仍旧不能排除他们在“江”的神秘中复苏的可能性。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足以称之为绝望中的希望了。
倘若围绕“江”所产生的行动也能称为一种“仪式”，那么，我便是这个仪式的执行者。比起完全陌生的偏差仪式和向来敌对的献祭仪式，以我为中心展开的“江的仪式”当然更能让人指望。
有一种直觉在对我述说，只要是被我亲手杀死的人，就仍旧存在未来的可能性。而被“江”吞噬的人，这种可能性会降至最低，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无论是火炬之光的偏差仪式背后所暗喻的阴影，还是末日真理教的献祭仪式背后所藏匿的黑手，都无法夺走被我和“江”杀死的人——我不确定这种直觉是否一种蛊惑和怂恿，但是，眼下的情况是如此的恶性，让我别无选择。不，我一直都别无选择。
如果有必要，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也必须将“亲手杀死桃乐丝她们”当作是最激烈的手段，以此来保留最后一丝念想。毕竟，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实在太过于不可捉摸，又充满了恶意，在缺乏时间的如今，根本就不可能追平彼此间的差距。
无论是在病院现实还是在末日幻境，能够认知到“病毒”的人，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找到病毒所在”这个最为初步的目标而已，尚且还没能真的做到。一旦在层层布置中真的锁定了“病毒”的存在，就真的可以通过常理击败这样可怕的敌人吗？设想一下，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呢？在想象范围内的结局，和超出想象范围的结局，全都有着让人疯狂的恐惧。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向来都愿意选择更好的情况，然而，那些更好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在我的面前展现过，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深化的恶性中崩溃，就如同不断恶化的绝症一样。
一旦我开始深入思考这些事情——实际上，我的思维无时无刻都在围绕这些事情打转，而我无法阻止这种思考——我就可以听到那些可怕的声音，让人恐惧的幻象，与此同时，那种仿佛在指引我去怎么做的直觉，也会变得更加强烈。按照直觉去做，似乎是更正确的选择，愚昧无知的我只能凭借这一点去行动，为此才需要抛开理性，因为，理性绝对会否定这种正确，只有感性才能让我挣脱这种“无路可走”的绝望枷锁，去执行从理性看来绝对是错误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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