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死伤才能抓住线索——这句话正是高川认为自己和这名女军官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说这句话所描述的事实是错误的，相对于暗中敌人所占据的优势，任何人都很难保证在己方没有伤亡的情况下将他们揪出来。为什么这些敌人是让人感到恐惧的？正是因为明明知道他们要做那些在自己的观念中属于“恶”的事情，却无法提前将那糟糕的未来扼杀于襁褓之中。
必须深刻认知到这个事实，才能和对方战斗，抱有“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对方伤害自己人”，甚至是“只要自己所在意的人受到伤害，那么就是自己输了”之类的想法，那就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失败者。这不是想法是否天真的问题，而是，这些想法不切合实际。
但是，在明确了“己方必须要有牺牲”这个事实基础后，如何看待己方的牺牲，正是高川所认为的“温柔”和“冷酷”的差别所在。就如同女军官的所作所为，以及她的说法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在高川看来是极为冷酷的。他觉得，这个女人对于“己方必然出现牺牲”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看法，尽管事实一定会是这样，但是，她对于“不会出现任何牺牲”这种天真理想的非现实没有半点的憧憬和期盼。她认为牺牲才是正常的，并基于这种正常，尝试最大程度上去利用随之而来的种种状况。
高川却从来都没有“牺牲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想法。
女军官不会为这种“理所当然的牺牲”产生任何情绪起伏，高川甚至相信，哪怕被牺牲的人是她自己，她也不会有半点动容，他可以去相信，她在面对理所当然的牺牲时，神经就如同钢铁一样坚硬，这种钢铁铸就的神经，正缘于那些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
同样是承认“一定会出现牺牲”的事实，也带有“必须让每一次的牺牲都成为通往胜利的砖瓦”的理念，但是，走在这条充满了牺牲的道路上，高川不认为这些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他仍旧憧憬着那些美好得不切实际的情况，也正是因为向往那样的世界，他才从无数次失败中，从无限回环的地狱里爬出来。
如果人人必然死去，死亡即是真理，那么，他希望人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并不是用“牺牲”这个词汇去描述的，充满了悲壮和伤痛的死。
对“死亡”和“死亡的方式”，人们有着种种词汇，每一种词汇都描述着同一个结果，但词汇之间终究有着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正是出于人们主观的情绪感受。
正如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倘若死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至少让死的过程和人们自我认知中所包括的死亡的意义，不成为一个固化的解释。否则，拥有灵智和知性的人，和那些没有知性的死物就没有任何差别。
在高川的观念中，“牺牲”也许是事实的，难以改变的，但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如何看待“牺牲”，以之为出发点，去做更多的事情——哪怕所做的事情没有差别，但是，仅仅是出发点上思哲的差异，就足以让高川不认为，自己和女军官是一类人。
高川不能说，自己讨厌女军官，也不会把自己视为正确，而将对方的想法视为不正确。他允许女军官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但并不意味着，他就会完全坐视女军官的行动，而自己什么都不做。
的确，女军官控制了大部分人，这让她代表了“大部分”，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她也确实是一个团结而紧密的团队的核心。
战术合作与自我革新委员会，这是一个已经存在，也无法反驳其存在基础的新生组织，它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强有力地控制这次计划的走向。它不是正确或错误的，而是合理的，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各种因素纠缠所诞生的结果。
高川不否认这个结果的合理性。也从未想过要去瓦解女军官一手建立的这个临时组织。
只是——
“我不会赞同刻意制造牺牲的手段。”高川十分认真地盯着女军官的眼睛，说：“我不否认一定会有人牺牲，牺牲的人会让我们抓住敌人的蛛丝马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刻意去牺牲某些人来钓鱼。如果有牺牲，我觉得那应该是谁也没办法挽救的情况。是迫不得已的情况，而不是坐视它的存在。”
“我明白，高川先生一直都有理想主义者的一面。”女军官没有退让，她的眼神仍旧坚定，一如高川所想的那样坚定，“不过，无论牺牲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迫不得已还是故意为之，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这条船上，可以存活下来的人必然少之又少。既然都要死这么多人，那么，就必须考虑到，在什么时候，让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死去，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
“你这样的想法很像末日真理教。”高川平静地说：“他们就是总是认为死亡是必然的，所以，用一种冷酷理性的思维，去衡量死亡方式的价值。那么，我问你，这所谓的价值是什么呢？”
“对整体有利。”女军官毫不犹豫地回答：“这艘船是必然沉没的，只要确保高川先生抵达澳大利亚，那么船上全体人员死亡也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说，在极端条件下，确保高川先生抵达澳大利亚，然后让所有人的死亡，去换取**最大程度的损失，就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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