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黎医生带来的并不全是好消息。虽然我不断苦恼，不断思索，不断理清线索，试图找出最好的应对方法。但是，当神秘事件发酵之后，我所要面对的，总是不断出现突发情况和两难的抉择。我当然也会设想最好的情况和最坏的情况，将所有自己可以想到的可能性都摆出来，去做出一份份计划，并且，也做好了应对不利的时候，所遭致的后果的准备。我承载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的觉悟，然而，身而为人的我无法设想出神秘事件中的每一次转折，也无法估量最坏情况的下限，当我不得不用觉悟去面对自己所预料不到的结果时，哪怕不感到后悔，但是心中的痛苦和悲伤，却是无法遏止。
服用研讨会新药的例诊病人死了一大半，阮黎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服用了新药的普通病人的死亡率，以及虽然没有死亡，但却产生别的副作用的下场。阮黎医生对我此时躺在病床上的认知，就是“高川也是服用了新药的例诊病人”，但对于我来说，却还有另一些解释。
从这个中继器世界的角度，从阮黎医生的认知角度，去看待任何情况所得到的解释，和从其他世界的角度，其他人的认知角度，乃至于自己的认知角度，所得到的解释有着不同乃至于截然相反，无比矛盾的差异。
在阮黎医生看来，我虽然已经苏醒，但身体仍旧虚弱。但在我来看，虚弱的并非是我的身体，而是我的精神，我的思维。之前所遭到的打击，所产生的后遗症，仍旧残留在我的大脑中，不，应该说，并不仅仅是“大脑”这个从生物学来说主观思维的部件，而是更具体的思维方式，记忆残留乃至于构造出自身精神的基础——思想。
我无法具体解释自己当前的情况。大概是因为我的学识太少，而不具备足够的理论和词汇，来描述这些问题。
让我认为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右手的魔纹正在传达一种活泼、踊跃而壮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热流一样，沿着每一根肌肉、血管和神经流动，甚至让我有一种错觉，仿佛这个魔纹还在为我的大脑中注入资讯。而至于是什么资讯，却完全无法通过大脑活动挖掘出来。
我觉得这是错觉的，但它太过于逼真，以至于，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我不得不考虑它有可能是真实。
在这个充满神秘的世界里，所有在我的理解中，在我所认知的理论中，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存在的。那么，当我自认为是错觉，却实际是正在发生的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无法整理思绪，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无法将脑海中残留的一条条线索，用逻辑的方式贯穿起来。我知道，自己拥有导致眼前这一切的记忆，然而，这份记忆不受控制地翻涌，就像是灼热的岩浆，发出咕隆的声响翻滚着，而这些声音，印象，感觉，都绝非是五官的问题，而仅仅是存在于脑海中，无论是否主动去思索，都一直存在着。
在阮黎医生看来，这就是后遗症，是属于药性对大脑神经的冲击。要让它平复，除了继续服用一些药物之外，只能依靠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目前来说，无论是阮黎医生还是研讨会，都没有能力制造出针对这种副作用的特效药。而从研讨会的角度来说，也许会分出一些精力，去研究这些副作用，以获得新药临床实验的更多数据，但其更大的精力，一直都放在如何从已经找到的新路线，在“乐园”研究上获得突破。
是的，阮黎医生告诉我：“新药的临床试验已经结束，研讨会们在吸收了经验和教训后，有了新的想法。新开发的药物，将遵循这次失败所带来的启发，却又并非是延续这次新药的路线。之后他们开发出来的药物，理论上更接近他们想要的，但无论药性还是药物作用的途径，乃至于有可能产生的效果，都会和新药有所不同。简单来说，再次制造的药物，和过去病人们服用的新药，已经不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系列了。”
阮黎医生也要参与新的研究，但在私下里，阮黎医生虽然不是唯一一个，对新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专家，却可能是在这方面最上心的专家。因为我的缘故，阮黎医生想要制造出对目前服用新药的病人都能起效的特效药，以及更加深入的改良型药物。阮黎医生认为，新药本身的路线是错误的，但因为有人服用了，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不能就这么把病人们放弃。
话题转到我的身上时，她说：“其实新药并不符合我的理念，但它所带来也并非是那些可怕的副作用。阿川，它在你身上产生的效果，和在其他例诊病人身上的效果并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无法思考，只是习惯性顺着阮黎医生的话提出疑问，“你认为，我此时的变化，有一部分是良性的吗？”
“是的。”阮黎医生慎重地点点头，“根据这些天的观察，你的脑波有些杂乱，但是活跃度却有所降低。”
“这难道不是坏消息吗？”我说：“我生病了，这是虚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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