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那唐正财朝着众乡官一礼，众乡官也急忙回礼，随后只听唐正财道：“我船舶司将开海禁，组建远洋商贸船队，北上东瀛、南下暹罗，开我太平天国外洋海贸！大家原来做漕丁的人户，都可以编为船队水手。有实力的大家族，也可以打造海船，跟随大队船队北上南下。家族海船可以自运货物贩卖，也可承接商贾货运、客运。而内河航运大家也可以承接，但都要成立为内河航运商号，到船舶司办理航运登记，我船舶司每年按登记船舶数量收一定的税额！”
此言一出，殿上的众乡官像炸开的油锅一般，再也不顾什么规矩，互相议论了起来。
由于清廷为维护其统治，对汉人的防范极为森严，这在海禁上反映得更加明显，康熙五十九年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宫，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
雍正九年，为使“盗匪即无人假冒”，又规定：“嗣后商、渔各船照票内舵工水手各年貌项下，将本人宾斗验明添注，均于进口、出口时按名查验，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严申戒律，正在于害怕汉人在海外聚众反清。故而康熙五十九年，当康熙获悉“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资银而归”时，即下令“其南洋吕宋、噶喇巴（今爪哇）等处，不许前往贸易”。其实，在当时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海外贸易活动中，海商们在南洋留居与辗转经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经过敏。
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却视海外经商的华人为异己，在此可以举个例子，乾隆六年时，荷兰人在，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马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肆屠杀海外华商与华侨，此事传到国内，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两广总督庆复之流的谬论，认为这些被害的中国商民，乃“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清廷这种防海商如同防盗贼的轻商与抑商政策，和同期欧洲国家的重商与助商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17世纪初期，荷兰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杀了一些英国商民，英国政府随即向荷兰宣战，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兰赔款8.5万英镑并割让一个岛屿。而清政府面对同样性质的事件，却故意示屠杀者以“宽大”，连起码的“惩戒”表示也没有。在这种尽力限制华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国航海贸易之厄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随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几朝，海禁一步步到达了顶峰，到了嘉庆年间，清廷又将深受海外欢迎的茶叶作为禁止出口的货物之一，谕令皖、浙、闽三省巡抚，“严饬所属，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偿有违禁私出海口者，一经掣获，将该商人治罪，并将茶叶入官。若不实力禁止，仍私运出洋，别经发觉，查明系由何处海口偷漏，除将守口员弁严参外，并将该巡抚惩处不贷。”
此外，诸如粮食、铁器、硝磺、金银等亦属禁止出口之列。特别是粮食，清廷控制极严，连船员食用也不准多带，每船只能依照人口多少与往返航期，每人一天以一升米为度。
但世人都明白海贸的丰厚利润，当听闻太平官府将开海禁，优先考虑原来的漕丁户加入海贸之时，罗秉承等漕丁户居多的乡官们无不都是欢欣鼓舞的大声叫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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