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喜出望外：“太好啊，你们等一下，我这就打电话联系！”他从皮包里掏手机，却忘了手机已经被摔碎，我把我的手机关机，取下电话卡，将手机扔给他，老谢换上他的卡，走出屋在门口开始打电话，边打还一边偷偷用余光观察我们是否偷听。
我问：“这家伙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样？”
方刚哼了声：“管他呢，反正我们要的是猴王，事不办成，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他。”我心想也是，过了十几分钟，老谢返回来，高兴地说已经把消息传给那些捕猴商，要他们尽快动手。
我们仨从孔敬回到曼谷，在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下，专心等老谢消息。闲着无事的时候，我让老谢讲两年前那个新加坡马戏团老板的事，老谢看来很有兴致，添油加醋地给我讲当年的经过。方刚坐在旁边边听边喝啤酒，明显是在监视和偷听，好像怕老谢把我拐卖走似的。
两天之后，就有人给老谢打电话，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连忙朝方刚要地址，说已经在老挝西北部的深山里抓到一只爪哇猴王，刚装进大铁笼子里。我们高兴极了，我立刻给阮文勇打电话，让他提供他在河内机场附近租的那间仓库的地址。阮文勇比我们还高兴，快速提供了地址，老谢将地址发给捕猴商。
次日猴王被运到河内，阮文勇打电话说验货无误，那只确实是猴王没错，我心里很高兴，心想老谢这家伙总算派上了用场。
又过了四五天，阮文勇电话催得冒烟，老谢也急得在屋里像驴拉磨似的一个劲转圈。阮文勇发短信给我，说他姐夫上午刚从医院出来，伤口发炎总算控制住了不再恶化。在医院的那几天，黎先生的怪病令所有医生和护士都不相信，但每天都在旧伤上面加新伤。院长怀疑黎先生有自虐倾向，派出三名护士整晚监视，但无一例外，在凌晨的时候全睡着了。
我只好说这边正在全力抓捕中，马上就有消息，这边叫来老谢，让他再打电话问有没有消息，要是再拖几天，估计那个黎先生就快归西了。
老谢说：“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唉，就差这一只猴王……”他边说边出了房间，回避我们去打电话。
方刚骂道：“打个电话还要背着人，又他妈不是贩毒！”我笑了，心想你打电话联系生意的时候不也这样，还非要我回避，看来他们都是职业病。第二天上午，老谢兴奋地向我和方刚报告，称最后一只爪哇猴的猴王已经抓到，正在装箱运往机场。
我高兴地说：“真的？太好啦，我们现在就去河内看看！”
临出发时，老谢问我们能不能先付给他一些定金。我说：“急什么？我们还都没拿到钱，你就开始要分红了？”
老谢尴尬地说那两伙捕猴人的辛苦钱还没给，这几天一直在催。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些活动经费是要先付的，而之前我们接生意都要收定金，用来当作必要的活动资金。像老谢这种几乎身无分文的人，确实拿不出钱来活动。我和方刚商量过后，先给了老谢五百美元。
“这、这也太少了，连抓一只猴王的钱都不够……”老谢为难地说。
方刚把眼一瞪：“你说不够就不够？我怎么不信？”横归横，但他还是又数了三张百元美钞扔给老谢。老谢递过钱收起来，连声道谢，我心想这个“老谢”二字真没白叫。
辞别老谢之后，我和方刚立刻订了从曼谷飞往河内的班机，再把消息告诉阮文勇。他激动得说话直结巴，一个劲感谢我们。
在河内下飞机后，阮文勇已经在仓库里等待。他向我们真诚地道歉，说当初不应该怀疑我们。方刚很大度地摆了摆手，说做生意就是这样，以诚为本。
那九只猴王一直被专人好吃好喝伺候着，还都算精神，只是它们经常隔着铁栅栏互相狂叫，似乎互相不满。
飞机托运活物手续多，比运人更麻烦，第二天下午才运到，我们都感觉已经过了几年似的那么漫长。当工作人员把装有猴王的铁栅栏笼子运出来时，我、方刚、小杨和阮文勇都特别激动。
阮文勇仔细分辨这只爪哇猴，身体没有其他九只猴王那么强壮，但精神头很足，两眼放光。阮文勇和黎先生一起从事养猴生意近十年，对猴子很了解，甚至会说一些猴类的语言和叫声。他站在这只猴子笼前，用嘴模仿了几种声音，猴子没什么反应。
小杨好奇地问：“你在和它聊天吗？”
“我在用猴群中成员的叫声和它沟通，意思是问它是不是首领，可它没有回答。”阮文勇解释道。
阮文勇又嘬起口唇学了几种声音，那猴子明显有了反应，上窜下跳，也发出相同的吱吱声。阮文勇高兴地说：“这回对了，它能做出正确回应，应该就是猴王，是猴王！”我们都松了口气，马上通知黎夫人，要准备进行下一步了，也就是去孟东深山找苗族师父给黎先生施法。
方刚向机场仓库的工作人员借了一个小型喷涂枪，隔着铁笼子，朝老谢弄来的两只猴王后背上分别喷了白漆，先弄来的那只猴王后背有一块白漆，而今天弄来的这只后背则被方刚喷了两小块。两只猴王显然很不满意，对方刚示威地咧嘴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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