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在抄没服装市场的第三天下午，处理意见就出来了。
“西长安街工商所”邀请公安、税务，一起给听候处理的无照摊贩们开了个传达会。
会议开始，先由工商所长一脸严肃地强调了一番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必要性。
说这些无照摊贩利用经济自由，谋取高额利润，坑害群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公共秩序，必须予以强制取缔。
随后就宣布了具体处罚办法。
不但没收所有经营用品和货物，还要进行罚款。
具体范围在十元至五十元之间，视每人态度而定。
接着，就发给每人一张纸写检查。
等于事实上从重了。
非但没有什么念及初犯，从轻处罚的说法。
之后，反倒是请相关部门，又给这帮无证户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对下次再犯予以了更严厉提前警告。
当场告诉他们，他们所有人已经被记录在案，如果有谁再被抓住，就属于屡教不改了。
到时候不是仅仅没收、罚款的事儿了。有单位的通报给单位，没单位的通报户口所在地，有严重情节的，甚至还要法办。
所以这趟会议开完，所有无照摊贩都恨不得抽自己一大嘴巴，深悔来这一趟。
本来就是嘛。想想看，谁来不是还想能要回点东西，多少挽回点损失啊？
要知道来这儿纯属自投罗网，还得加罚一笔，那傻子才来呢。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这些人垂头丧气走出工商所大门的时候，他们很快又不是这么想了。
因为就在他们散去的时候，门口等着可等着五六个人呢。
这些人一见着这些摊贩出来了，就分头凑过来低声招呼。
“要服装夜市的摊位不要？谁要谁跟我们走啊……”
那不用说，此举立刻就引发了骚动，那些摊贩能不兴奋嘛？
他们立刻就想起了几天前在抄没现场，那工商所的人和蓄发小青年的对话来。
谁都没想到天底下居然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儿。
于是乌泱乌泱好几十口子，当场就把这几个小子给围住了，追问怎么回事。
当然不能在这儿说啊，肯定得先找个僻静的地儿去。
就这样，这堆儿人一起来到了大马路上，拐进了没什么人的北新华街，最终在“京城音乐厅”空旷的门口停下了脚步，这谜底才揭开。
怎么回事啊？
其实很简单。这五六个人就是洪衍武安排到这儿来的。想找些合适的人选，把服装夜市的摊位转租的。
敢情在洪衍武的计划里，什么帮宋国甫规划市场啊，让底下人服装零售啊，花城批发啊，
全都是过度性质的营生。
对他而言，做这些并不是为了从中取利，只是为了尽快培育市场，为一个终极目标服务的——就是商铺租赁。
千万别忘了，商业地产它也是地产哪！洪衍武是干什么的出身？黑心地产商啊！
更何况西单这地界，到底值多少钱，其中有多大油水，只要经过这个年代的人都知道。
其实国营商店是排在受益者首位的。
像改革开放之后的西单商场，那就是京城首开先河，把商铺对外出租的祖宗。
由它首创的“引厂进店”模式成为了后来几乎所有商场效仿通用的经营方式。
也正是因为这个，西单商场才会成为京城第一家年销售额过十亿的单体店。
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小地主”就更多了。
实事求是的说，当年像什么百花、劝业场、民族大世界、华威大厦这些地方，真正有钱的，幸福的，可不是天天辛苦出摊儿练摊儿的商户。
而是第一批先到先得，有幸在这里落户的个体户。
这些人干的挺早，应该说充分享受了时代的红利。
一开始赚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干。后来慢慢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时候，他们就把摊位转租给更能干的人了。
不但照样能吃香喝辣，还免得自己干活呢。于是摊位转租的市场就这么形成了。
但要说比他们还精明的，其实倒是那些后来后到，却敢于从他们手里签长期合同，把一大批摊位攥在手里的人。
正是这些人发明了“转租费”和“顶费”，也是这些随行就市当二房东的人，导致摊位费步步高升，反倒成了一种投资品。
不夸张的说，在华威大厦“韩国城”最火的时候，一个2x3面积的小摊位，承租的个体户与真正的执照主人之间已经隔了四个人了。
想想看吧，这么个屁大点的地方居然养着六个人。那里面的利润有多厚，还用说吗！
也正是因此，在京经商多年的人才会有一个共识——别看每天钱没少挣，可累死累活挣得钱，都他妈交房租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洪衍武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很正常了。
是，这个年代的人谁都知道，干体户挣钱，倒卖国库券挣钱，得收藏邮票、古董、老式家具，可这些是普通人能想到的招儿。
对洪衍武来说忒不合算，格局也太小了。
而且他这个人还是很有点自尊心和荣誉感的。
他就觉着，要重活一辈子还跟牛马似的低头苦干。开个什么买卖铺户的，靠精打细算、撒汗挣钱，那丢不丢人啊！
他哪儿能照本宣科，完全走别人的老路呀？那比猪也强不了多少。
拿海参来说，别人只是私下捞捕贩卖，他却能囤货居奇，炒作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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