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是以炎黄之始那一年作为新历法纪元的元年，还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那一年，亦或者以大明立国那一年为新的历法纪元的元年，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新的历法纪元的名称，必须能涵盖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整个华夏历史，具有华夏至上的意义在里面。
朱高煦压根不觉得，他推出一个炎黄历纪年法会被人喷。
因为此事并没有让各个阶层的人利益受损，而且他也没有说要废除年号。
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还是孔孟所处的春秋时期，都没有年号的说法。
故而，儒家学子们没理由反对炎黄历，甚至更应该推崇炎黄历，所谓炎黄子孙，自当使用炎黄历纪年法。
甚至为往后的读书人省去了很多麻烦，可以不必把那些繁杂的年号都记下来，只要知道个大概，在炎黄历某某年发生什么大事即可。
“陛下之气魄，不逊秦皇汉武也！”
解缙不动声色的恭维道：“仅此一事，必将千古留名，为后世之人所铭记。”
方孝孺面露恍然，感情朱高煦是趁此机会，将过去的纪年一概给改了，统统并入了炎黄历纪年。
不以乾熙元年或洪武元年为新历法的元年，却以炎黄之始那一年为新历法元年，不仅理由充分，而且度量上也足以让人称道。
将来人们只要念叨一声“炎黄历”，想到是方孝孺、解缙奉大明乾熙皇帝编着史书而引起，那今日之事便会成为青史上的一段佳话。
“陛下圣明，如此一来，臣等便可依着炎黄历纪年法，由远及近，依次编着华夏历史。”
方孝孺无比激动的说道。
朱高煦见两位大学士兴奋的模样，心里比较得意，决定再过几年等天文学与历法学成熟完善后，就把赤道、经纬度弄出来，到时候本初子午线就他娘的以紫禁城中轴线为准。
其实，推出炎黄历纪年法之后，最先感到方便的是史官以及史家学者，其次才是天下的寻常百姓。
历朝帝王设置年号，为得是体现皇帝独一无二的神圣性。
以古代人口流通率及识字率，年号更换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马上知道。
朝廷最多会派人在县城告示栏上张贴告示，不可能挨家挨户去通知。
尤其是偏远乡村，税吏与收租的地主才不会跟佃农们说朝廷的事。
因此，乡村百姓获知朝廷消息，更多的是靠走街串巷的货郎小贩。
皇帝驾崩了好几年，乡间百姓都不知道才是常态，只有电视剧里的老农民才会随口说出天启几年、崇祯几年。
事实上，古代人大多以天干地支来记时间，比如辛丑年、庚戌年，这也仅限于有学识的读书人。
处于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更不可能知道啥天干地支，也没有获知年号更替的渠道，只是麻木的过日子罢了。
不过，当炎黄历纪年法推行使用之后，一旦底层百姓得知了今年是炎黄历某某年，那么明年皇帝年号有没有更换，具体是啥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明年一定是炎黄历某某加一年。
眼下的大明虽然是乾熙元年，可采用的依然是干支记年法，即用天干地支作为支撑，六十年为一周期，其中又夹杂着关于天文历法的二十四节气。
朱高煦对天文历法了解不多，也不知该如何推算节气与黄道。
他提出使用炎黄历纪年法，简化的其实是历史纪年，跟农历、节气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有利于将华夏历史融为一个整体。
虽然此举在眼下的人看来是一个创举，但实际上对此时的大明社会与民生皆影响不大。
就算后世的大明皇帝沿用炎黄历纪年法，该改年号还是会改，毕竟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用年号来彰显其个性与威严。
朱高煦会让负责记录起居注的郎官、史官等人采用炎黄历纪年，却不会脑残到把他的“乾熙年号”给取消。
解缙、方孝孺如此干脆的表态，正是察觉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们总得先找钦天监的官员商议一下。
实际上，这种事属于皇帝的“突发奇想”，既无伤大雅，又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苦就苦了大明的史官们，他们主持修订史册，要把历代纪年改一遍，工程不可谓不浩大。
待解缙、方孝孺退下之后，太子朱瞻域前来求见。
“父皇，儿臣按照您的吩咐，写了一份‘数字符号’的演化与简化细则。”
朱瞻域将一份文稿呈给了朱高煦。
朱高煦打开文稿，认真看了起来。
将“一”树立起来，则成为简化后的数字符号“1”。
把“二”连笔弯曲，就会变成简化后的数字符号“2”。
把“三”连笔弯曲，则会成为简化后的数字符号“3”。
将“四”去掉底下一横，再经过六个步骤（注1）的简化，便可改进为数字符号“4”。
把“五”去掉上下两横，再经过四个步骤的简化改良，即为数字符号“5”。
将“六”去掉中间一横，连笔弯曲，经过三个步骤的简化后，就会得到数字符号“6”。
把“七”倒立，去掉中间一横，经过两步改良简化，就是数字符号“7”。
将“八”调整角度，伸出两角，化直线为曲线，结成圆圈，经过三步改良简化，即可得到数字符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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