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改革奏疏制度半个月后，便收到了南直隶及周边府县官员的密奏。
这些密奏之中，有人提及方孝孺、解缙等内阁顾问的亲族，通过皇家银行发行的债券，获得巨大的红利之后，纷纷把钱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之中。
尤其是方孝孺的亲族，依仗着方孝孺作为内阁学士之首，近二十年来，已经发展成为台州府第一大宗族，家族人丁数千。
而且，方孝孺的亲族们，从事着纺织、瓷器、铜器、制茶、造纸、印刷、造船等行业。
他们通过广建作坊、私厂，目前已经雇佣了一万多名工人。
提及这些事情的官员，在密奏的最后皆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希望皇帝陛下可以重视起来。
实际上，朱高煦早就通过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锦衣卫密探，获知了这些问题。
洪武初期，大明王朝的主流货币是铜钱，以宝钞为辅，中期时宝钞与铜钱并行。
洪武末期，在朱高煦的运作之下，经朱元璋批准，大明朝廷开始推行新的货币制度，精美绝伦的新式宝钞逐渐取代旧的宝钞。
永乐开海之后，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银圆逐渐盛行起来，与铜钱一起成为了大明的主流货币。
等到了永乐后期，也就是永乐十六年往后，十圆及十圆以下的小额金钞慢慢取代了铜钱。
小额金钞本质上就是纸币。
永乐后期，在朱棣把政事皆交给朱高煦处分之后，朱高煦却故意在商品与白银黄金的储备不足情况下，大量发行这种精美绝伦的小额金钞，充当货币。
全国境内修建四级官道、桥梁、水渠、水库、学堂等基础建设，朝廷一律以小额金钞支付工薪，同时用金钞纳税可以减免一成。
如此这般，越来越多的小额金钞以工薪的形式发放到百姓手中，导致社会上的钱很多。
可实际上，这时还没有大量与钱等值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于是便造成了诸多省城、县城街市之中的商品价格上涨。
朱高煦故意弄得大部分人口众多的城市出现通货膨胀，尤其以沿海城市的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因为凡是与大明进行商业贸易的国家，都会像大明朝廷治下的民间百姓一样，被朱高煦制定的“商品化政策”所掠夺。
农业及手工业产品的价格虚高，使得与大明进行贸易的国家，将大量的货物输送到大明，而大明则以大量代表银圆的金钞，以及少量的银圆、通宝（铜钱）疯狂地掠夺世界。
在永乐二十年前后，大明一度遭遇了钱荒的情况，朝廷每年大量制造银圆、通宝，却无论如何也不够用。
一是因为不该进入市场的农业及手工业产品进入了市场。
二是银圆与通宝的贬值，使得其无法回流。
大明朝廷发行的银圆与通宝一度成为国际化的货币。
除了银圆、通宝是机铸币，有精美绝伦的印花之外，还在于银圆、通宝在大明境内贬值，贬值到用银合金、铜合金压制出来的精美银圆、通宝不如银、铜。
其它国家把货物卖给大明，从大明赚取了大量的银圆、通宝之后。
除了少量的银圆、通宝在贬值的过程中购买大明出产的丝绸、瓷器、书籍等本国无法生产的昂贵奢侈品之外，大量的银圆、通宝都被作为货币在本国流通，以分散大明银圆、通宝贬值的损失。
这些国家为了能够让大明银圆、通宝能够花出去，掌权者在征收赋税之时，都要求征收银圆、通宝，以便本国百姓接受大明银圆、通宝并进行储备。
当大明银圆、通宝贬值太大，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无论是大明民间，还是其它国家的民间百姓，都在偷偷地将银圆、铜钱重新溶解，提炼之后铸成银器、铜器，因为银器、铜器比银圆、铜钱更值钱。
这种资本与朝廷相结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不断发展进步的科技为支撑，以货币霸权为手段，进行财富掠夺的方式，就是国家垄断。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正以金融霸权掠夺民间以及周边国家。
历史上，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以武力为后盾，科技做支撑，货币霸权为手段，一边割国内百姓的韭菜，一边割非发达国家的韭菜。
若是因为这样，就把此时的大明当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那就错了。
历史上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谋求权力，使国家的制度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
此时，在大明境内，巨商大贾们则是顺应朝廷的制度，并非是打破制度。
目前的普遍现象是，商人在获得财富后并不热衷于技术革新、扩大生产，而是想尽办法为其子弟能参与科考打通关节，其本人却又拙劣地模仿着士大夫的风雅生活，以求实现阶级跨越。
《唐六典》中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
也就是说，唐朝的商人子弟无法参加科举。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局面发生变化，即“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其中解送的意思就是允许其参加科举。
历史上的明朝也是如此。
眼下的明朝商人更是如此！
他们经营商业，要么为了置办田产，要么是为了实现阶级跨越，并没有把“经商”本身当成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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