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体制在执行中因为专业人员和药材的短缺，实际上运作的很差。
之前元老院的历次战争中，战斗持续时间一般不长，总体伤亡较少。采用集中大多数卫生资源突击式解决，效果一般都不差――除了某些严重外伤和感染之外，救治成活率很高。
海南岛治安战期间，部队遭遇的大多是小股土匪，不但兵力少，素质低，武器也很低劣，伏波军一般占有绝对优势，战斗伤亡极少，对卫勤的需求更小。
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西江沿岸的治安战，敌人数量多，装备不差，大多对地形民情十分熟悉。相形之下，治安战中承担了大部分日常性任务的国民军又往往训练不足，装备低劣
因为许多部队是从降军改编的，作战意志较差，打起仗来伤亡就比伏波军大得多了。一次战斗之后，需要处理后送的伤员往往超过部队的处置能力。
剿匪战斗大多是以连/中队为单位展开的，一个营/大队展开的作战范围可能大到数平方公里，战场往往是在山地和丘陵间，在前线负伤的士兵，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抵达营卫生站。
“……即使到了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救治，”林默天闷闷不乐的说，“我下部队去看过，营卫生站只能算是包扎所，卫生员的医疗箱里没什么能用的东西，他们也只会基本清创和包扎，勉强能做简单的骨折固定，稍微复杂一些的创口就处理不了。有的地方伤员连饮用水都供应不上……”
从包扎所转移到野战医院，先要爬山越岭，然后才能换船。期间的颠簸转运，重伤员根本支撑不下来。而每个转运环节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很多原本还有救的伤员在等待中伤势恶化最后死掉了。
士兵自己的总结就是大致上是“能走就能活”“上担架必死”。林默天不得不承认，这些话基本上正确。
长距离的缓慢的后送，往往让重伤员饱受折磨后死去，所以很多时候，连队给重伤员“补刀”的传统做法又死灰复燃。看似是长痛不如短痛的“仁慈”，实际上对士气的打击极大。
“我也知道，以我们的条件能做得事情实在不多。特别是重伤员……我自己就是外科大夫，以我们的条件，现在常见的大型开放型撕裂伤口、脏器受损的贯穿伤……能救过来几个我自己最清楚，送不送的也就那么回事。不过现在这局面实在太难看了……”
“你就别太自责了――元老院的医疗水平是什么样别人不知道，咱们卫生口的还不清楚吗？”刘三也点着了一支雪茄，“17世纪能建立随军医疗队的能有几家？有就不错了！别忘记19世纪中期的普奥战争，几万大军只有六个军医！这先进性都是对比出来的。”
“你说的是，但是……”林默天还是有些放不下。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日子对他的刺激太深了。知道情况怎么样和实际是两回事。
“至于资源上的问题你也不要太纠结。”刘三安慰道，“我和洪璜楠已经核计过了，准备把救护队的编制扩大些。特别担架队，要大幅度增加，还有就是要专门搞些救护船，不要再让伤员等回程的运输船了――就算死也要死在野战医院里。”
“医疗人员呢？”
“尽量吧，”刘三说，“元老大夫，大概没可能再增加了，不过培训的医学生什么的还可以再给弄十几个来实习――这些人时大夫说了，不能上前线，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自从在北江流域的战斗中，一名归化民医士不幸阵亡之后，把时大夫心疼的要命――一个按照本时空标准合格的“准大夫”，要花卫生口三年以上的培训时间，这还是建筑在此人天资聪慧，元老大夫又孜孜不倦的教导基础上的――惹得最后总参和卫生口专门发了文件，要求部队“保护好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安全”
“我会得。”
“还有你设计的新的急救箱也出了一批样品，发了一批来试用――这次我也带了一批过来。”
“太好了！”林默天原本愁眉不展的脸顿时有了些喜色。
现在普遍装备的卫生员用得医疗箱里的配备非常简陋：木制听诊器、一个清创包、一套针灸针具、一小瓶酒精、一包止血粉、一小瓶行军散、一包黄连素、一小瓶磺胺、少量饮用水消毒片，还有若干纱布、绷带、三角巾和止血带。这个卫生箱从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开始投入使用，一直凑合到现在。
新的医疗箱被他命名为“35式急救箱”和“35式军医箱”，是在原有的卫生员背箱基础上设计配发的，分别是是原卫生员背箱的改良版和扩展版。分为卫生员版和军医版。
35式急救箱的在原版的基础上做出了部分改进。在原版的牛皮箱内面加了两层桐油布衬里，以增强防水的效果；针灸针和清创包在卫生员急救箱中大大简化，其中清创包仅保留刀剪针线各一，另外作为补充，增加了营级卫生所手术器械的种类和数量；除酒精外，增加了碘甘油、双氧水各一小瓶；中成药的种类丰富了很多，原有的止血粉和黄连素改良了成分，增加了蛇药、烧伤膏、安宫牛黄丸和口服鸦片酊剂；化工药物增加了已经能够成熟量产的土霉素和急救专用的精制吗啡，部分地区还增配了垂体后叶、肾上腺提取物，并且增配了相应的注射器和针头；敷料基本保留，增加了山寨自解放军的五色伤标带：红色的出血伤标带、白色的骨折伤标带、黑色的传染病伤标带、黄色的中毒伤标带，由于伏波军不可能遇到放射伤，蓝色的伤标带就暂定用于冻伤、烧伤、蜇咬伤等“其他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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