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杜雯喊了一声，她习惯于夜间工作，所以身边的人也得跟着她一起当夜猫子。杜梅在首长没有睡觉前自然也不能睡觉，这会正睡眼惺忪的歪在办公室的木制沙发上，听到首长的叫声，赶紧爬起身来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迅速的理了理头发，一路小跑的赶到杜雯的办公桌前，立正站好。
杜梅没有穿生活秘书们的不成文的制服――女仆装，但是穿着标准的元老院一般文职人员的制服：只有两个兜的棉布“人民装”。胸口缀着身份识别布条。
“马上给我打电话给办公厅，说我要动一动。”
杜梅早就习惯了杜首长的工作方式，也知道首长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最迅速的加以满足”，但是此时此刻她还是忍不住表示了异议：“首长，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给办公厅值班室打电话，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元老院是永远不会睡着的！”杜雯冷冷的抬起眼睛说。
“是，首长。”杜梅不敢继续争辩，其实这会打电话去和明天一早打电话去没什么分别，值班室的办事员只是记录下而已。但是她已经很了解这位女首长的脾气。赶紧又请示道：“请问首长要去哪里？哪天去？”
“我要去济州。叫准备派船。时间是一周之内。”
“是，首长。”
就在这会，距离临高即使公里远，澄迈县西部一个叫做“虎头村”的地方，电灯的灯光正在黑夜中闪耀。
澄迈虽然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就已经是“蓝区”，也是第一个建立起初步的县级政权的地方。但是元老院在此地的机构依然是很稀少的。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周边。在广大农村，只是刚刚开始着手建立基层政权。
在这一片漆黑中，虎头村的灯光就显得十分突兀。这里三面环水，只有东面连接陆地。临高－澄迈的公路在修筑的时候特意修建了一条连接此地的支路。然而支路来到虎头村前的时候却戛然而止――在连接陆地的地方开挖了一道壕沟，将这里和陆地分开，成为一个“孤岛”，只用吊桥连接。
似乎嫌壕沟的阻断能力还不强，在壕沟的后面还有一道高高的土堤，土堤上矗立着铁丝网和岗楼。电灯光森然的照射着土堤上唯一的出入口――一道紧闭的木制栅栏门。栅栏门上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是“禁区”二个斗大的墨字。
在这个小“孤岛”的海岸线上，林立的礁石充当了天然的防御工事，了望塔警戒着来自海上的一切威胁。只要海况允许，海警的巡逻艇二十四小时的警戒着周围的海域――没有得到的许可的船只一律不得靠近此地。
哨兵们每一小时换一次岗，牵着狗的巡逻队在海边巡逻，不放过一点可疑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如临大敌的保卫的是什么，大多数士兵在他们的整个执勤期内从来没有进入过核心地区：在这小小孤岛上的山坡上的大院。
大院的面积很大，围墙是用本地的石块砌成的，墙壁即高又厚，从外面看，只能看到突出在围墙上面的屋顶和塔楼。
大院同样警备森严，除了每隔几天，从陆路或者海路会运来一些箱子，又运走一些箱子。除此之外，大门几乎从不打开。不过士兵们有时候会听到院落里传来洪亮的钟声。
有些人便传说院子里是一座“澳洲寺”。但是这钟声并不像寺院里那么准时的响起，他们也看不到一个像和尚摸样的人。
“不听，不看，不问，不传”，八字真言用石灰水刷在墙壁上，更平添了这里的神秘感。
这里就是虎头村天文台，元老院的授时中心。
在没有卫星导航和定位的时代，授时，对元老院这样极度依赖海运的地区霸权来说，这是一桩至关重要的科技点。船只在海上航行，要准确的为自身定位，确定航线得依赖于经纬度测算。
维度是很容易测算出来得。因为纬度是由自然法则确定的，赤道就是零纬度，两极则是90度，无论哪里都一样。通过天文观测定位：无论是以太阳高度为参考的六分仪，还是观测恒星位置的牵星板，都能相当准确的确定船只所处的维度。但是经度就不同了，地球一直在转，没有任何天然的办法确定零经度的位置，只能人为规定。同样，也没有任何天体能够用来直观地显示经度的差异。
所以人们很早就开始尝试利用时间来测试经度。当时的人已经知道：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周360度。每个小时就相当于经度的15度。只要知道两地的时间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经度差了。如果知道某地的正午12点正好是伦敦的上午10点，那么就说明此地在伦敦东边30度的地方。于是，经度的问题就转换成一个等价的问题：如何测量两地的时间差。
1530年，荷兰数学家伽玛?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提出用钟表来测量时间差来推断所在地的经度。按照他的设想，用一台钟表始终保持某地（比如伦敦）的时间，然后带着它来到新的地点，利用太阳高度测量当地时间，再和伦敦的钟表做对比，就能知道此地和伦敦的经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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