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土着工人能够正确的掌握生产要领，施建涛不得不投入比自己预想更大的本钱。在和工业口的元老们进行沟通之后，大家认为仅仅培训工人还不够，关键是要提供一种简单易行的检测设备，使得土着作坊能够准确便捷的确定自己的产品是否达标。
要解决这点不是采购标准配发标准量具就能解决的。而且要教会他们使用量具也是个相当困难的过程。
大家商量下来，最合适的解决之道是采用专门的检测用通止规。
通止规同样是一种工业用的量具。在实际生产中大批量的产品若采取用标准的计量量具――如游标卡尺、千分表等有刻度的量具逐个测量很费事，效率也不高。一般来说合格的产品是有一个度量范围的，在这个范围内的都属于合格产品。所以企业往往会根据产品的规格来使用通规和止规来测量。
在使用的时候，按照不同的工件要求分别制造不同的专用通止规。检验孔的大小，按孔径允许偏差的上限做止端，按孔径允许偏差的下限做通端。检验时：若止端能通过：说明孔径大了，不合格，且不能重加工，只能报废处理；若通端不能通过，则说明孔径小了，也是不合格，但是可以通过重加工使之合格。
中苏交恶的时候，有个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说中国用农产品偿付对苏债务，出口苹果的时候苏方把每个苹果都要放入一个盒子里套一套，要放进去正正好好才肯收货。放不进去或者放进去苹果会晃动均属不合格。
且不说这个传说是否是真事，但是在具体运用中，盒子起到的就是通止规的作用。这一体系，从18世纪开始就在欧洲军事工业中开始运用。运用的发端是为了让枪弹和炮弹的规格统一，以求得更大的射程。当时的欧洲炮兵们已经意识到炮弹在炮膛内的游隙越小，炮弹的射程和射击精度就越好。兵工厂里为了能够大规模的检测炮弹的规格是否呵护标准，就大量使用了类似通止规的专用量具：卡规板、环外径卡规等等。
现在他们也使用同样的做法，不过做得更为“傻瓜”。确保任何人只要听一遍看一遍就能完全明白。这批专用的通止规全部使用铁制以确保材料本身没有较大的变形，在公差规定上做了新得调整：木结构的东西本身随着气温和湿度就有较大的形变。
在推广专用的通止规之外，施建涛还向机械总厂下了若干专用生产工具和设备的订单。包括改良版的木工工具和脚踏式木工车床用来给土着造船作坊使用。
在香港进行培训的土着工人们当场试用了设备和量具――效果显着。施建涛乐得直拉着送来货物的机械总厂的元老的手直摇，简直是陕北红军在吴起遇到中央红军。土着造船作坊的掌柜和领工们也乐得找不到北：原本大家都觉得给澳洲人干活的希望渺茫，现在忽然发觉还能赚钱――澳洲老爷们果然和传说中一样有得是办法。一个个纷纷表示自己会绝对按照标准生产。
运来的通止规、木工工具和木工车床全部作价卖给造船作坊――价格不便宜，不过也没有超过他们的能力水平。施建涛很仁慈的规定他们可以把款先欠着，以后从加工费中扣还。
借着这个东风，施建涛推行起一整套外包体制管理。所有船件供应商得到一个物料编码授权。这个编码授权要交一两银子认证费。每家作坊作为香港造船厂的指定外包生产商必须通过资格检验，检验费用为十两白银。
当然，如果造船作坊不购买造船厂提供的工具和生产设备，不进行工人培训的话，这个资格是很难达到的。所以造船厂还提供“资格审查咨询”和“培训代理”两项商业服务，当然这也要收费。
这些费用同样可以抵充加工费，对经济实力不强的土着作坊主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施建涛的设想是尽量吸引珠三角的土着造船作坊参与进来，逐步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能够充分的为元老院的主体产业进行配套。使得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土着造船业，除了少数专门制造修理小型船只的作坊之外全部变成香港造船厂的配套外包企业。最终，将元老院的造船标准推广到整个广东，控制和改造所有的土着造船业。
尽管采取了新得改进措施，不过农业社会的手工业跟上工业化生产的步伐毕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包件虽然有了合格品，但是合格率总是徘徊在40%左右，交货周期也很慢，普遍都有延后。
施建涛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外包企业的巡视和整改上。他有时候乘坐蒸汽大发艇有时候乘坐纵帆巡逻艇，在海兵队士兵的保护下在珠江口附近活动，巡视各个造船作坊。随时随地的提供改进要求和建议。二个月之内香港造船厂就发出了13张整改黄牌，又先后派出100多人次技术工人到各厂去指导。还办了多次的培训班。夏天到来前，外包件的合格率终于上升到了60%，这个数字终于让他舒了一口气――尽管就这个程度要按时完成企划院的订货还有难度，但是起码看得到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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