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明朝的读书人来说，斯文扫地的事情，好像又要再次发生了。只是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也习以为常了，很多的事情就算是发生了，也不足为奇。
大明朝的天子，注定了是不会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读书人想要回到两宋时期的崇高地位，那简直就是在白日做梦。不要说皇帝了，估计那些武勋一个个的都不会答应。
只是对于此刻的不少读书人来说，又一起大案就要发生了，甚至可以说影响久远。
空印案也好，胡惟庸案也罢，那些看起来只是皇帝在巩固他们的统治。那些案子，实际上也都是在对付官员，和士林学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即将掀起来的这一场案子，很有可能会让很多的学子的地位受到影响。
洪武皇帝确实曾经下过旨意，学子不得妄议朝政。哪怕不少人心里不太认可，但是面对皇权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默默接受，起码是在面对洪武皇帝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就算是有许多不满也只能藏在心里，不敢太多的表露。
这里头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元朝虽然不许一些南方读书人出任高官，但是对基层社会的管控相当差，也算得上放权给一些地主、读书人。
对于读书人的忌惮也好，对于读书人的鄙视也罢。其实不许一些读书人议论朝政，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需要巩固统治。
从老朱定八股，也可以看得出来老朱是想要将一些读书人的思想禁锢。
宋代时，书院教育发达，文人参与朝政的积极性高，以太学生为核心的群体常在朝政腐败、国家危亡之际发起舆论运动，其形式主要有宫门请愿、上书言事等。
这看似是有效的，但是老朱在开国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些制度。他其实认识到舆论的作用，于是在明代建立之初便在言路建设上进行改革，制定了许多建言制度，用以通达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就踏踏实实的读书就好，没必要参与到朝政议论当中。大明朝已经有着言官系统，读书人再参与其中，只会费事。
其实不许一些读书人议论朝政，也是因为这些人都可以算作储备的官员。过早的去议论朝政，或者说一旦形成了一股力量，出现朋党的话，自然也容易出现党争。
而且再多心一点，一旦出现什么流言蜚语，到时候很容易变成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甚至可以起到翻天覆地、变乱黑白的作用。
所以控制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现在这个年代的舆论，很多的也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着。
老朱自然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朱允煐实际上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其实早些年就有这个风气。
比如说洪武二年，宋濂奉诏总裁《元史》，参与执笔者数十人，皆四方豪俊。洪武五年，宋濂与张丁、次子宋璲、熊鼎、刘崧、周子谅、吕仲善诸人会于成均，品茗联诗。
甚至可以说老朱就是宴集风气的推动者，他曾命工部建十座酒楼于江东门外，又增作五楼。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只不过这样的宴会，基本上也就是唱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唱和均有，虽谈不上繁盛，亦未形成稳定、规范的社团。
这一时期的集会奠定了之后一段时期雅集唱和的基调，不仅公共领域的唱和以颂太平为主，私人领域的雅集亦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
现在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雅集更多了，只是不少文人的心思就活了。
比如说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
现在的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
当然偶尔也会有着一些歌舞、酒宴，似乎也多了一些风雅。但是更多的，还是有着一些让皇帝不太乐意看到的趋势。
比如说文人结社向来没有只谈风花雪月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论政治，在对天下的发展大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想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以此引起大人物的注意，有人是否定一些朝廷的政治行为而大肆发言。
这显然就不好了，反正朱允煐是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朝末年的东林党这些，清谈误国不说，在引起党争方面倒是一个赛一个的都是好手。
而北宋时期也不需要多说了，那个时候虽说没有东林党，但是也确实有着明显的党争。这些都可以说是不好的例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朱允煐当然需要提高警惕了。
黄子澄和和方孝孺被索拿入狱，天子缇骑将国子监牢牢控制，东厂的番子一一甄别。
一时间可谓人心惶惶，确实有不少人觉得荒唐，甚至心灰意冷，觉得这个大明朝是没救了，居然如此对待读书人。
可是也有不少人悔之莫及，只是在不该出现的集会上高谈阔论，居然葬送了自己的仕途。现在不要说仕途了，连个功名都给剥夺了，唯一的一点特权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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