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羁縻州制度是草原部落制的放大版，各族都有高度自治权，朝廷强大之时会乖乖的臣服朝廷，一旦朝廷衰弱下去，各异族便纷纷自立而去，甚至会强势的进攻、啃食昔日之主，每当朝廷军队到了，又像狗一样的服从，然后说上几句好话、杀几个替死鬼就完事了；朝廷非但没有追究，反而花钱财去安抚，进一步养虎为患。
这种羁縻州制度始创于李渊，李世民扩大到四塞，但是到了名将凋零的李治时期，即已出现坍塌之兆，正因为这些借唐朝之实力、财力、科技力壮大的羁縻州反反复复的造反，分走了朝廷一部分精力、兵力，使李治时期的唐朝在对外战争、内对统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所以杨集心中不太认同这种可以解一时、一世麻烦的制度，思来想去，还是占其地设州县的步步为营、逐步同化战略比较稳妥。
至于高昌，就继续让西突厥祸害好了，这样既能使高昌国民期待大隋，又能令高昌王步步失去民心，等代表“正义”的大隋打过去时，只要对高昌百姓稍微好一丁点，百姓都会拥护大隋，而那些配合西突厥盘剥百姓的高昌君臣，也被高昌百姓所弃，那时再设州建县、推行汉制，那就是波澜不惊、水到渠成之事。
薛举默默品味杨集之说，也明白了过来，他笑着说道：“我明白殿下的意思了，意思是说高昌还不够惨，让他们再惨一点，再进军高昌，是不是这样？”
“正是如此，现在我们甭管高昌如何、西突厥如何，先让麴伯雅继续帮助西突厥盘剥高昌百姓。等高昌百姓再惨、更惨一点，进军高昌的大隋军队，就是顺应民心、得到全民拥护的正义之军；麴伯雅失去民心，沦为了孤家寡人。他说什么、反对什么都没半点用处，届时，怎么统治、怎么治理高昌，皆由大隋说了算。”
杨集笑着点头。史上的西秦霸王，仅仅只是凭借几个贫瘠之州的实力，杀得关陇贵族全力支持的李唐人心动荡、关中不安，也说明了薛举的能力；不过眼下，他的地位没有达到自己这个层次，也没有经历过像样的战阵，所以考虑的问题没有那么周全。
薛举是个帅才不假，但目前来说，也仅止而已。不是说薛举没什么门路，而是眼下的大隋王朝，将帅多得离谱，除了朝中那些猛人以外，随便从边州刺史、总管拎出一个人来，那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所以薛举现在就算进入朝廷的武将体系，也没有单独带兵的机会。
他在自己麾下任职，绝对不会没有出头机会，比起被弄去朝中当太仆少卿的屈突通来说，薛举算是幸运的了。
至于今后走到哪一步，现在谁也不好说，一切得看杨广如何治理这个天下了。
郝瑗也笑了，说道：“麴伯雅和吐顿设一样，他为了维护高昌百姓的利益，这些年一直在和西突厥斗智斗勇、拼死博弈，这才令西突厥做出了一次次的让步。所以凭良心说，他是十分合格的君主。但是高昌百姓看不到他的努力、也不会理解他的苦衷和付出，只知道西突厥士兵牵走他们牛羊时，麴伯雅这个国王‘漠然’不管。”
“这就是小国国王的悲哀，他们面临大国威胁之时，其实也是半点办法都没有。”杨集心中叹息，其实郝瑗说话，也适用于许多中原皇帝；这些中原王朝的皇帝，为了自身统治和百姓利益，长期与国内的各方政治势力斗智斗勇、拼命改革。
可结果是什么？
多是以身败名裂告终。
当代百姓不配合、不认同、不理解这些个皇帝，当他死了以后，留到后世的是昏君、暴君之名。
其实别说昏君暴君了，就连明君也是被处处否定。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杨坚了。
杨坚自己省吃俭用，他除了皇袍以外，连一件华丽的普通绸缎袍子都没有，但是对待功臣名将之时向来赏罚分明，一点都不吝啬，他个人的节省之举，却被写成罕见的吝啬皇帝。然而就是这个吝啬皇帝，十分大气的从私人宝库中拿出三百万匹绢布送给了有功官员、将士，此后年年掏钱奖励百官士兵、抚恤老无所依的老人和残疾人士，可是又被写成收买人心。
杨坚见冗官无数，撤并只有一两个县的州，之后又是从严治吏…也被说成多疑。
总之杨坚在被记载之前，必然先是“吝啬、多疑、猜忌、残暴”等等与性格有关的贬义词，然后才是与这些贬义词挂得上钩的各种制度。使后人读起史书来，理所当然的认为：杨坚都多疑了，他从严治吏很符合他的性格，一切与爱民无关；杨坚创立的“不许官员在本州任职、不许同族在一个州任职、届满不能在该州连任”等等官制，是他天生多疑猜忌，所以创立这些制度很正常，跟防止同族勾结、官员和官员家族勾结谋利无关；杨坚褒奖良吏、奖励将臣、安抚孤寡老人、伤残士兵，是他善于收买人心、别有用心……
“殿下若无吩咐，卑职先行告退了。”说到这里，众人也都理解杨集不愿趁机进攻高昌的深意了，见他没有什么交待，便纷纷告辞，前去安排各项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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